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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画鉴定的内容及其具体步骤(六)
2014-04-27 17:37:13   来源:中国书画·官网   评论:0 点击:

绘画中有画着建筑物和种种器物用品的,如为一时写实之作,那么从那些东西上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征来,以此识别年代很有帮助。下面略举一些实例说明之。


古书画鉴定的内容及其具体步骤三

  三、画中建筑物和服饰用品辨识
  绘画中有画着建筑物和种种器物用品的,如为一时写实之作,那么从那些东西上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征来,以此识别年代很有帮助。下面略举一些实例说明之。
  (一)建筑物方面传世隋人展子虔画《游春图》卷中绘有寺院一所,据对古建筑掌握有较多材料的人考订,认为画中屋角“鸱吻”上插有丁字形附加物“剑把”(古名抢铁),这种形制现在只在四川大足北山出土的可能是晚唐石刻画中的建筑物才能见到。因此有人怀疑此画为晚唐人仿古之作,将其认作隋代作品值得商榷(见傅熹年《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文物》1978年11期)。
  例二,《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的北宋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卷,是目前传世数本中唯一可信的真迹。
  其中与其它伪本不同之点相当多,这里只举所画汴京京城除了城门洞部分是砖砌的以外,其城圈则是“版筑”的土墙,正合《宋会要》第一七八册所载《修城记》中记述的规制。现在流传中的许多伪本都不是从此真迹摹得的,图上所画则尽为砖砌。事实上砖砌的城墙要到明初才出现。即此一点已知所见其它各本无一不是明清人的伪作。此外该画中还有木构卷形的“飞虹桥”以及“綵楼欢门”等等,也与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书中卷一“河道”、卷二“酒楼”所讲的—一吻合,这都不是凭空想像得出来的。因此《三编》本对此图除了笔墨形式、题跋和流传有绪等等考证上获得证实可信为“祖本”外,画中那些据实描写的建筑物也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证明。
  (二)服饰用品服饰用品包括衣冠、器皿、舟车等等,往往在肖像画或叙事画中能够见到一些当时的形制。如:(1)长脚幞头。据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说:至刘汉祖(智远)始仕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左右长尺余,横直之,不复上翘,迄今不改。国(宋)初时脚不甚长,巾子势颇向前,今两脚加长而巾势反仰向后矣。
  今在“南薰殿”旧存的来历代帝王的画像钢中,和南宋人画曹勋《迎銮图》等卷中,都能见到这样的幞头形制,但在元代画中就不再在见到,估计那时已不流行了。《迎銮图>曾被后人误定为《李密迎秦王图>,而唐代又无此冠式,可知其谬妄。再譬如一幅古纸古绢的风俗画,而其中有戴红顶花翎的人物,无论纸绢如何古老,它也绝对不会是清以前的作品。
  (2)《清明上河图》所画的棕盖牛车和“串车”等,其名称描述亦见于《东京梦华录》卷一中,同样和土筑城墙圈、卷形虹桥等一起证实其为北宋人写实之作。
  (3)服饰用品上的各种图案花纹,有些也具有时代特征。以龙为例。在古时候,崇拜权威、迷信神灵,往往用一种动植物为崇拜的偶像,号称“图腾”。据说龙就是综合九种动物的特点创造出来的图象。它的头似骆驼,眼似兔,耳似牛,角似鹿,身似蛇,鳞似鲤,腹似蟹,掌似虎,爪似鹰。在画中的服上或建筑物上,常常碰到绘龙的图案。然而龙的形状,各时代就有不同,大概宋以前所画的龙头兽形、身短、腿长、蛇尾、较少婉蜒之态;以后渐变修长,其尾部则仍具蛇形,元代还是如此;明清龙形变化更大,头角尾部和前代的全不一样。有些画上题有唐代画家的名款,但画中有用藤竹缠扎的高形圆几和带束腰的长方高桌,即从器物上来看,便知这画是来非唐。
  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对于古代服饰很有研究,他根据南唐降宋官吏一律服绿的规定,断定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成于宋初南唐投降之后,而不能成于李煜未降以前。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中就鉴定古代名画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说:“历代鉴定画迹时代的专家,复习惯于以帝王题跋、流传有缩、名家收藏三大原则作为尺度,当然未可厚非,可最忽略制度的特征……古人说:”谈言徽中,或可以排难解纷。‘但从画迹本身和其它材料互证,或其它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或当有待于他[粗言屏蔽]。“以上说明具体到绘画中的服饰器用,往往有关历史制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更为鲜明。宋郭着虚《图画见闻忐?论衣冠异制》专论这方面的问题。画中事物是否与历史相符,被郭氏用作评介的标准之一,可见自古以来鉴赏家对这方面就十分注意。但有的历的临摹本对原本不加任何改变,或考证精确,形制或图纹都不讹的仿作本,就无法依靠建筑物、服饰用品的形制及图案花纹特征去断人、断代了。纵使能断也只能断前不能断后。唐人虽然不能画宋代东西的形制,但宋人甚至更后的人又完全可以画出前代的东西来,这种例子在清代人物画的衣冠中常见。
 


  四、书画中的文字考订
  (一)避讳字
  避讳是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制度之一。许慎《说文解字》说:“讳,忌也”。《周礼?春官》注:“先王死[粗言屏蔽]为忌,名为讳。”旧时,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直接称其名,谓之“避讳”。如遇此类文字时,要用一定的方式、方法来回避,否则就是犯讳,尤其是犯了君主的讳,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轻者遭到杖责,重则招来杀身之祸。避讳始于何时?《左传》桓公六年载:“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一也指出:“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本庙中耳”。这说明周代以前的殷商时代没有避讳的礼俗,周代开始用讳来奉事神灵。名,在死了以后就要避讳,在生时是可以不避的。《诗经?周颂?雍》有“克昌厥后”能够保佑他子孙兴旺)的句子,《周颂?意嘻》有“骏发尔私”(赶快开发你的私田)的句千。唐人孔颖达注曰:“古人讳者,时言语有所避耳,至于制作经典则直言不讳。”因此,周武王可以不避他父亲文王(名昌)的讳,周康王可以不避他祖父武王(名发)的讳,可见周代的避讳限制是不严格的。
  秦统全国后,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注重避这一制度,故改字之法显于秦。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名于楚,为避“楚”讳,称“楚”为“荆”。秦始皇名政,为避始皇的名讳,以“端”字代“正”字,但有的地方也有不避的,如同在《秦始皇本纪》中:“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李斯《谏逐客行》中也同样出现“楚”字。又如《史记?李斯列传》中赵高诈为始皇书赐公子扶苏[粗言屏蔽]:“将军恬(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李斯狱中上二世书:“北逐胡、貉。”这里不讳在襄王“楚”字,始皇“正”字和二世胡亥的“胡”字,是什么原因呢?《左传》桓公六年说:“以国则废名”注:“如以国名为名,国名不可废,唯废其人名耳”。封建社会认为国名是受之于天的,不可随意改名,所以这里不讳。除了这一原因外,与秦代避讳制不甚严密也有关系。
  汉代建立了比秦代更为强大的国家,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项从思想上巩固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措施。汉承秦制,避讳[粗言屏蔽]益盛行。汉法规定:“独讳者有罪”,“使民犯者有刑”。为避高祖刘邦的名讳,《史记》、《汉书》都讳“邦”字,凡言“邦”都改“国”。所以汉沼所引当时流行的经典著作《尚书》:“协和万邦”,“安定厥邦”,改为“协和万国”和“安定厥国”。惠帝刘盈讳盈,改盈为满。西汉置隆虑县,东汉时因避殇帝刘隆,改名林虑县(今河南林县);隆虑山也改名林虑山。东汉宫苑芳林园,三国魏时因避齐王曹芳名讳,改为华林园(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三国吴赤乌五年,孙权立儿子孙和为太子,改禾兴县为嘉兴县。
  唐代避讳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盛。据《左传》记载,周人是讳名不讳姓,即所谓的“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同时据《礼记》所载:“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当时大体只执行“生不避名,卒哭乃讳”的方式。可是到了唐代,不仅要避正讳,还要避嫌名(即同音字)。避正讳是定制,避嫌名是当时的风尚,因避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的名讳,改虎为兽,为武。唐姚思康撰《梁书?何点传》就把虎丘山改作兽丘山,虎林(今杭州市西灵隐天竺清山,)改名武林。还把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作“不入兽穴,焉得兽子”。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时,又因避李虎的名讳而迫改,把“画虎不成反类[粗言帘蝅”,写作“画龙不成反类[粗言屏蔽]”。唐房玄龄等修《晋书》时也因避太祖名讳改虎贲(勇士之称)为武贲。唐税征等修《隋书》改虎牢为武牢,改虎符为兽符;隋大将韩擒虎称韩禽(唐李延寿《北史》也同)。唐太宗李世民,因避其名讳,世改为代,三世称为三代。改“世系”为“代系”,先秦史料书《世本》改为《代本>或《系本》;民改为人。东汉崔寔著的《四民月令》和北魏费思勰撰的《齐民要术》改为《四人月令》和济人要术》。改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为户部。高宗名治,李贤把《后汉书?王符传》的“治国之[粗言屏蔽]舒以长”改写成“理国之[粗言屏蔽]舒以长”。唐代史籍中凡言治的一律改作理字。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理乱不知,”理应为治。官名有讳者也改。州[粗言屏蔽]唐书。高宗上》:“(二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有司请改治书待御史为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上名”。武后则天名郎,因避其名讳,改诏书为制书,懿德太子本名重照,改名重润。《旧唐书?高宗中宗诸子》:“懿德太子重润,中宗长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则天讳,故改焉”。避玄宗李隆基讳,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几与基同音)称字“玄,改地名隆州为间州;大基县为河清县。
  北宋最高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推崇儒学,公开鼓吹“三教”之设,逐步树立以儒学为上,儒、道、佛相结合的统治思想,终于形成理学。因此来代避讳最严,其风也最盛。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中指出:“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放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宋太祖赵匡胤,为避其名讳,改匡为正,“一匡天下”为“一正天下”。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义兴县为宜兴县。避仁宗赵祯讳,改帧州为惠州。
  元代不避。明代早期避讳制度疏,万历以后逐渐严格。清朝顺治前尚不避讳,康熙后开始避讳,雍正、乾隆两朝,避讳之律最严,所以文字狱甚多。
  触犯讳禁成为清代文字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根据《清代文字狱档》、《掌故丛编》等史料的统计,仅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中所发生的文字狱就达七十五次之多。乾隆四十二年间闻名于当时的《字贯>案,是江西人王锡侯为了纠正《康熙字典》的错误而作的,刻《字贯》时在凡例中只因不避康熙、雍正两朝的庙讳和乾隆的名讳被王泷南告发后,清政府治以大逆之罪,而全家被斩。为避玄烨的讳,把扬雄的《太玄经》改写成《太元经》,“天地玄黄”改为“天地元黄”,在清人的著作中一律把“玄”改为“元”。为避雍正胤楨的名讳,把清诗人王士楨改为王士正。道光、咸丰之后,因国力[粗言屏蔽]渐衰落,避讳之律也就逐渐疏解。
  以上谈的是国讳。国讳又称公讳或君讳。避讳范围除了国讳之外,还有下列几种:圣讳:即避孔子讳。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将孔子奉为圣人。为表示对他的尊重,许多朝代规定避圣讳。孔子名丘,凡遇丘字,一律缺一笔写成机,且不得念丘,而要改读成某或区音;凡丘姓一律加偏旁为邱,并读作“期”音。地名有丘字的,也须易他名,如宋徽宗大观四年,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
  宪讳:即避长官讳。封建官吏凭自己的权力,强令下属及百姓避己讳。郊南宋杨万里作监司时,巡历至某郡,郡守设宴,令歌妓唱《贺新郎》词侑酒。因其中有“万里风帆何[粗言屏蔽]到”之句,杨万里听了颇不高兴,马上接上说万里昨[粗言屏蔽]到。于是,郡守大窘,随即监禁了这个歌妓。又如宋仁宗至和年间,田登作州官,命令属下吏民避其名,不许用与“登”同音的字,犯者要受到惩罚。于是全州把“灯”叫做“火”。上元节放灯,州吏出告示写道:“本州依例放火三[粗言屏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成语,就是对这种荒唐制度辛辣的讽刺。
  家讳:亦称私讳,即避家族中长辈讳。《礼记?曲礼》:“君所无私讳”注:“谓臣言于君前不避家讳,尊无二”。这说明了在帝王面前可以不避家讳,但在写文章时还需讳忌自己父祖的名字,如汉高祖之孙淮南王刘安,父名长,因而《淮南子》一书不用长字。凡遇长字就以修字代替。司马迁父名谈,《史记》凡遇谈字改为同字,如赵谈改为赵同;张孟谈改为张孟同。南朝宋范晔父名泰,为避父名讳改东汉末太学生首领郭泰为郭太。宋王安石父名益,所著字书《字说》无益字。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为人作序,把序改用叙,苏洵把序改用引。欧阳修父名观,文集不用观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中说:“唐人避家讳甚严,固有出于礼律之外者李贺应进士举,忌之者斥其父名晋肃,以晋与进同音,贺遂不敢仕”。按照封建社会的礼法,子孙应避父祖名讳,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敬。李贺由于父亲名字的关系,终身不得应进士试。当时赏识并推荐李贺去长安应试的好友韩愈为他抱不平,特地写了一篇有名的短文《讳辩》,替他辩护。韩愈质问道:“父名晋肃,于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尽管有韩愈的辩护,还是敌不过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世俗偏见。唐代还规定,如果官犯父祖名讳,应提出申请调任他官。如父祖名常,就不得任太有官。《唐律?职制篇》:“诸府号,官称犯父祖,而冒荣居之……徒一年”。疏义云:“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成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唐律疏义?职制篇》卷十一)。宋代也是如此。洪迈说:“士大夫除官,于官称,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讳者听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焘仁甫之父名中,当赠中奉大夫,仁甫请于朝,谓当告家庙,与自不同,乞用元丰以前官制,赠光禄师。相颇许之”。更有甚者,在考试时碰上考题上有尊长的名讳,就得借故不参加考试。钱易《南部新书》说:“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即托疾,下将息状求出,云:膜其忽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谨牒……疾也如是”。从封建迷信出发,避凶就吉。有些事物、行为是人们不愿或惧怕的,代表这些事物、行为的字、词、语人们往往由忌讳而回避。如死是人们最忌讳的,必须要由同义词来代替。如:文献中记载的“千秋”、“万岁”、“不可讳”、“晏驾”、“捐馆舍”、“填沟壑”、“不讳”、“见背”、“山陵”崩“等都是”死“的讳称。
 


  明代陆容的《寂园杂记》中说:“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答为筷,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园果,伞为竖笠……”
  以上这些都是由于迷信观念作怪,避凶就吉的缘故。
  从文明礼貌出发,避俗就雅。如:“更衣”是大小便的讳称:“遗矢”、“后溲”指大便:“前溲”、“小遗”指小便。官说大小便与杨上讳称,前者粗俗,后者文雅。这与避君讳、避亲讳等不同,它可改可不改,孰取孰舍,避与不避,与人物身份、文化修养、感情、语言、环境都有直接关系。
  避君讳、圣讳、宪讳、家讳不独是中国所特有,也是封建社会的特产。而后两类则是各国语言所共有,也是古今常见的现象。由于各朝代避讳制度不同,有的疏,有的很严,如宋朝赵构,除避构而外,音相同或相像的字:购、够、垢、诟、造等竟达五十五字之多,所以历代避讳的方法也不见相同,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改字法、缺笔法、空字法。
  改字法起源最早,《左传》鲁桓公六年,有一段鲁桓公问名于申的记载,申蠕[粗言屏蔽]:“……晋以信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晋僖侯名司徒,因避讳废除了当时的司徒官职,到晋文公称中军。宋武公名辨空,因避讳改司空为司城。鲁献公名敌,鲁人因避讳,将具敖二山易之他名。说明凡是人名、地名、物名、职官名、书名、年号名等与君讳有抵触时要把避讳的字改成同义字或近义字。
  缺笔避讳法始于唐,把应讳的字减去最后一两笔,使之变形。缺笔法较改字法前进了一步,使文字虽变了形,但仍可辩认。在阅读和鉴别古籍时,较其它方法明显地表现了避讳字,给阅读和鉴别古籍提供了一定方便。
  空字避讳法是在刻书时空出所避讳的字,在文中以某字或空围空出避讳的字,或直书“讳”字。如《史记?孝文本纪》中的“子某最长,请建议为太子”,文中的“某”字即指刘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把人名王世充写成王充,徐世勣写成徐囗勣。为避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许慎《说文解字》在禾部“秀”字上注明“上讳”;火部避章帝坦讳;示部避安帝佑讳,都注明“上讳”二字。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序》中说:民国以前,凡文字是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谓之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的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的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
  由于封建的避讳陋习,使有些本来是同一个字,而在不同朝代的书籍中却成了不同的字,同一个人,而在不同朝代却出现两个名字,同一个地方,而在不同朝代却出现两个地名,这就给后人阅读和利用古文献带来很多困难,可见避讳的流弊确实不少。但我们反而利用之,却又可为古书的辩伪、考古的断代、版本和字画的鉴别提供较为可靠的证据,例如《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一卷黄庭坚正书《千字文》,写得很有些貌似,但因其中一个音字(南宋孝宗名)避了讳,因此可以肯定它绝不是黄庭坚书,而是南宋人的仿书。《石渠宝笈》的“学诗堂”中著录的马和之的作品就达十四卷之多,都写明了是宋高宗书马和之画。有的是真迹,有的还可以商榷,尤其是字,问题更为明显,如《豳风图》卷,诗文中的靓字因避讳缺末笔,可以证明此诗绝非宋高宗赵构所书,因为赵构绝不会避他自己的讳;《节南山之什图》卷,诗文中的“眘”字缺笔避讳,更可证明此诗决非赵构所书,因为赵构是不会预先就避他儿子宋孝宗赵眘的讳,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可见这两个图卷的字绝不是赵构所书。
异代同讳字的鉴别两代或数代避讳同一个字的情况,称异代同讳。如汉文帝名恒,唐穆宗、宋高真宗亦名恒;汉灵帝名宏,后魏孝文帝亦名宏;汉殇帝名隆,唐玄宗名隆基;后魏献文帝名弘,唐高宗太子亦名弘,宋太祖之父名弘殷,清高宗名弘历;宋讳玄,清亦讳吉等。这种情况很多,因此在鉴别字画时,要利用工具书并结合原书提供的条件,澄清为何代讳字。
  2.异体字与避讳字的鉴别在古书中常会遇到异体字的情况,即某个字的不同写法,有时刚好同某避讳字的写法相同,对这种偶然的巧合容易使人误为是避讳现象。如清宣宗旻宁,因避讳缺笔将“率”写作“疎”,或改易为“輗”,而古书中常能见到“寜”写作“觕”或“輗”。遇到这种情况,究竟是异体字,还是避讳字,在鉴定字画时还要根据其它条件加以辨清。
  (二)错讹字错讹字大都是写者在临摹抄录前人原来之句,看错了笔画而误书,甚至有书不成字;作者是写自己作的诗文时,也有偶然粗心大意而误写的。这两者同是错字,但原因不一样,所以遇到时要区别对待。前者如唐柳公权书《兰亭诗》卷,其中:“伐木”二字误书成“代木”,“夫子”书成“先子”。“代木”之讹是显然不通,而谢安诗中称孔“夫子”为他的“先子”,那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吗?想来柳公权连夫子、先子都辩不清,是绝不可能的。此卷之非柳书,在这一点上就了看出来。后者如唐寅画《桐山图》卷,论画法和款字都是真迹,但自题诗中把“钓”字误写为“钩”字,这定是他一时疏忽所致。唐寅此种毛病曾不止出现过一次,可见此人既性急又马虎,从不检查就拿出去,所以会常出这样的错误。其它如祝允明、董其昌等人的书法中,有时也能见到误字。碰到了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不能笼统尽以伪本视之。
  (三)文句中乖谬不通之处书法墨迹或题跋中,有些臆造乖谬的事迹内容或极不通顺的文句,不可能出于其人之手,经过考核,看出破绽,就能断定作品的真伪。如宋高宗赵构墨敕卷有关梁汝嘉事,全部荒诞失实。再如文征明行书《醉翁亭记》册后文嘉一跋云:右《醉翁亭记》乃家君庚子岁书,时方七十一岁,故笔墨精妙士。此。今已逾十八年矣,虽法老苍,然精神终不逮此矣。嘉靖己未六月嘉记。
  以儿子批评他父亲的书法“精神终不逮此”,襕粗言屏蔽]醪缓希饨ㄉ缁嶂械奈娜舜游薹⑷绱搜月鄣摹T凇捌呤凰辍鄙霞右弧胺健弊郑蹩尚Γ袷俏募握庋奈娜四苄吹贸隼吹模蹲砦掏ぜ恰返恼嫖笨上攵恕?
  臆造款题的伪本中,有时还在年号、干支和生卒年岁上出岔子。李公麟《九歌图》上,竟书有南宋理宗“宝庆”年号,后于李氏去世之年达一百二十多年。又上海文明书局影印文征明书《西厢记曲词》册的年款是“嘉靖己未六月片又二[粗言屏蔽]”,离他去世的[粗言屏蔽]期(那年二月二十[粗言屏蔽])已过了好几个月了。不过要注意,有时作者自己也会把干支误写,以致使那件作品推前或退后,甚至成为那个书画家死后所作。
  在旧社会中,有一种迷信思想,认为做坏事,伪造一些假的东西会受“阴司”的谴责,作伪者就故意在上面露出一点破绽,以此表示,我不是有意骗你,鉴定者看不出来,那是你自己糊涂,与我无涉,以为之样就可以避免“阴谴”。这种例子所在多有,绝不是作伪者偶然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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