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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画鉴定的内容及其具体步骤(四)
2014-04-27 17:27:44   来源:中国书画·官网   评论:0 点击:

张珩先生在《怎样鉴定书画》中说:“鉴定书画应从何处着眼呢?拿什么东西作为依据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两方面。

  古书四鉴定的主要依据
  张珩先生在《怎样鉴定书画》中说:“鉴定书画应从何处着眼呢?拿什么东西作为依据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两方面。鉴定的主要依据应该看书画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辅助依据,方面很多,最常关涉到的是:印章、纸绢、题跋、收藏印、著录、装璜,等等”(1964年《文物》月刊第3期)。张先生在这段话里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在鉴定书画时,必须要分清主次,这就打破了历代传统的鉴别方法。鉴别书画,并不排除任何旁证。但它必须在书画本身判定之后才起作用。其所以如此在于二者的关系,不是同一体,因而旁证的可信性,必须由作为主体的书画本身来对它作出决定。鉴别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书画的真伪服务,为有旁证的书画服务,也要为无旁证的书画服务,这就是所以对书画本身要有独立认识的必要。我们从书画本身去认识什么呢?除了看书画家的流派而外,主要看它们的时代风格或时代气息与个人风格。因此书画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的形成就是我们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时代气息与书画家个人风格的形成,又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社会的生活习惯和物质条件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书画的时代气息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不能脱离产生它的时代,而是受产生它的时代制约的。所以我们必须熟悉各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典章制度和生活习俗。同时,书画的时代气息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只能从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中总结出来。某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较多,我们对那个时代书画的时代气息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的认识就比较深刻、全面。反之则比较粗浅简略。
  一、书画的时代风格
  (一)晋至唐晋以前的书和画我们只能从石刻、壁画中去领略,在没有拓片或复制品的情况下,一般人是拿不走、见不到的。因此,关于书画的时代我们只能从晋至唐叙起。而且晋代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也是凤毛鳞角,也不可能全面地了解这个时代的风格和特点。
  先以写字来说,其写字的姿势有二种:一是坐书,即坐着写字。应该使两脚平放地上,两手据书桌,头要正,背要直,肩要平。两脚放平,下半身坐稳,可使力量平衡,不致左右摇摆。两手据案,可提起全身力量,使它达到两臂及肘、腕、掌、指之间;然后把右肘平放书案,用右手执笔。在提腕,尤其是悬肘执笔写字时,两脚更要踏实,左手也须放稳;否则右手悬空无力,就不能运转自如。二是立书,就是站着写字,三寸以上的字,字大纸幅又长,若是坐着写,下身不动,运笔难以灵活,不能尽势,就须要立书。立书,除了两脚可以前后进退,自由活动外;再就是腰的弯度较大。唐代以前的写碑,是先将石碑立好以后写碑的人立在碑前直接挥写在碑面上的。大约从宋代开始,才写在纸上,双钩上石,然后再刻,原稿仍然可以保留下来。这种方法到元代、明代、清代至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唐以前的人写字时是席地而坐的,一只手拿着简册,另一只手悬肘挥写,到后来才将纸平铺在桌子上,规规矩矩的坐好后再进行书写。两种方法写出来的字,粗看无甚区别,细看起来是不同的。因此也就反映出了不同的时代气息。唐代以前的写碑,大多用隶书和楷书。自唐太宗李世民用行书写了《温泉铭》和《晋词铭》以后,就逐渐有用行书写碑的风气了。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体势和章草相近,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用笔则出自二王。如果说唐太宗李世民的《晋祠铭》是第一次用行书入碑的,那么,此碑则是第一次用今草入碑的。这也就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不同时代的书法,不仅字体和字形有所不同,从文章措词上看,也有不同。如晋代王義之的《快雪时晴》帖,首尾部写上作者的名字“義之顿首”。明代末期,信札的上款一般为“某某词丈”、“某某词宗”、“某某词坛”、“某某千古”等等。今天我们用“千古”来作为生者对死者的哀悼,明代却用来对生人表示尊敬。清代除了沿袭明代的称呼方式外,又出现了“某某仁兄大人阁下”等等格式,例如何绍基致敏斋札,上款为“敏斋仁兄大人阁下”,下款为“弟绍基顿首”。清人的书画题款还惯用“某某仁兄雅属”,明人是不会这样写的。不同时代的字,笔画也不同,武则天时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时出现。
  又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本幅上的字凡是用笔的地方都有笔花,这是由于作者书写时所用的是硬笔,而纸却是加了工的光纸,这与用软笔写出来的效果不一样的。所以说工具、质地不同,写出来的字的效果也就不同,时代不同,字的风格乃至书法作品的文法措词也有所不同。
  绘画也和书法一样,时代早晚不同,作画的方法也不一样。唐宋以前,壁画盛行,作者都是立着画的,即便在绢帛上作画,也是癧粗言屏蔽]畈猎谀究蛏希缓罅⒆爬椿筇寰拖窠裉旎突难印D侵纸骄钇狡淘谧郎献骰姆绞剑笤即铀未疾胖鸾シ⒄蛊鹄础A街址椒ㄔ谠吮实慕嵌燃笆直鬯玫牧α可隙加胁煌男Ч匀痪筒惶谎?
  中国山水画一般叫写景,花鸟画叫写生,画人物肖像叫写真。据记载齐王新建了一座九重高的台子,要在上边间一些画,以便起劝善戒恶的宣传作用。齐国有个大画家名叫敬君的,被齐王征调去作画。因为工程很大,很长时间都不能完工。敬君离家很久,非常思念自己的妻子,他就把妻子的像画了下来,想念的时候,就把像看看,来解脱他思念的苦楚。这件事传到齐王的耳朵里后,齐王要过画像一看,见敬君的妻子十分美丽,便给了敬君百万钱将他的妻子纳进宫里了。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自古以来极重视写真。这是因为西汉以前的绘画作品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正如曹植所说:“观画者,见三堂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君,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如西汉甘露三年将功臣十一人像绘于麒麟阁;东汉永平二年画中兴名臣二十八人像于洛阳云台等故事。自东晋南朝以来,虽然宣扬政教的作品偶然见之,如流传下来的所谓顾恺之《女史箴图》和《烈士仁智图》等,但主流是与文艺佳篇相配合的故事画,如卫协《北风诗》,顾氏《夏禹治水图》;或是留恋景物的抒情之作,如戴逵《临深履薄图》、顾氏《青龙山蛰图》、《牧羊图》;或是以现实为题材的风格画之类,如戴逵《七贤图》、顾氏《汲琴图>.尽管流传的作品已难见到,但从各家文献中可得而窥。从唐代开始,古圣贤、烈女事迹、释道、地狱变相相对地减少,开始转向人情世俗化,到了宋代,世俗味就更为浓厚。同时唐以前的人物多数只画人物不画背景,唐末这种现象才多少得到了改变。如宋摹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卷,还保存着晋代的一些风格。它以人物为主以山水为陪衬,人物为墨线勾勒,山石只勾一个轮廓,有些树木也只是画一个树,并无树干。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时代气息。
 


  中国山水画的兴起,要晚于人物画。中国最早的山水画,今天能看到的,主要是辽宁辽阳和河北望都等地的一部分汉墓壁画。但是这些壁画还不能算真正的山水画,因为它们还不是以山水等自然景物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而是以人物为主,山水只不过作为人物的一种陪衬。到两晋南北朝时候,山水画虽然有了发展,但在表现手法上还不成熟,尤其是人物与山峰之间的大小比例显得很不调合,画得“人大于山,水不溶泛”的情形是常有的事情。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画家对于自然景物的观察和理解还比较薄弱。到了隋代,山水画才渐趋成熟,比较讲比例了。可作为代表的就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它已脱去了完全以人物为主的画风,山石只钩轮廓而无皴法,高山上的大点表现的是远树,近处的树木,已画出了枝干,树干钩边无皴而填赭色。人骑游艇安排适当,动人地描绘了明媚春光和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态,像一首抒情诗似的唱出了春的赞歌。这幅画为了表现出青山绿水的明丽,在色彩上运用了浓重的青绿色,作为全画的主调。这种浓重的青绿色调,正是春天自然景色的特征。《游春图》的这种画法的特色,发展到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便形成了一种“青绿山水”,成为中国山水画中一种独具风格的画体。从而结束了山水画中“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幼稚阶段,而进入“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新画法。能够将诗歌与绘画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渗透,产生韵味无穷的艺术勉力的,首推王维。他的《辋川图》、《兰田雨图》特具诗情画意。经过历代画家的不断努力,这种诗画结合,形成了我国古代绘画的优良传统之一。
  中国的山水画,分浅绛、小青绿、大青绿、水墨等多种画法。浅络在水墨基础上淡着色,一般以花青和赭石两色为主。相传唐吴道子创此法,称为“吴装”。青绿山水是用线条勾描填彩,多用石青、石绿、储石、朱檀等矿物颜色,色彩鲜丽而厚重古雅。所谓小青绿,相对地说明用色较少,或是在水墨画的基础上加青绿,而大青绿是重彩色,层层勾勒敷染,或者加泥金或银色勾描,比之于现在色彩瑰丽的油画,更显得金碧辉煌,很富有装饰性。年代久远,色彩不衰,能充分表现山河之美。唐代李家父子创立的这种画法,表现唐代繁荣昌盛气象,很有时代特色。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说:“国初二阎(立德、立本)……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缕叶,多栖梧竞柳,功倍越拙,不胜其色。”又说:“山水之变,始于吴(道子),成于二李(思训、昭道)。”三人都生于盛唐,可见盛唐的山水画就有了新的进展。水墨是讲究笔情墨韵的,水墨渲染,格调分外清雅。王维不仅能画工笔青绿山水更创一种水墨的新技法称为“破墨法”。破者分也,把墨分做不同的浓淡,然后用此浓淡不同的墨来作画,形成墨韵的华彩,最适宜于测山川树木、云烟雾霞和春夏秋冬、风晴雨雪、朝昏夕暮的各种自然景色。这种水墨山水画,发展到了元明清三代,便成了我国古代绘画最重要的画科之一。
  唐代有爱马、爱牛的习惯,牛马题材十分盛行。韩干画的马有骨有肉,充满神骏之气。韩滉《五牛图》画法古朴粗壮,所描绘的五头牛生动活泼,各有神态,表现了画家的熟练技巧。
  周昉与他的老师张萱同是唐代人物画家,尤其善画贵族仕女。现在能看到的有《捣练图》,是张萱的作品,描写妇女制作丝绢的场面,共十二人,分成三个部分。另一幅有名的作品是《簪花仕女图》,周昉所画。描写六个盛装的贵族仕女,有的看花、采花,有的戏犬,有的缓步,各有不同的神态。这两幅画虽是师生二人的作品,画法和风格却是一致的,都是肥实的身躯,高高的发髻,古人概括地形容为“丰颊肥体”,或者说“丰厚为体”,“曲眉丰颊,雍容自若”,为唐代仕女的典型形象。渗透着中唐时代特征的这种丰腴的脸型,也可以从中唐墓葬出土的陶俑和壁画的形象上得到印证。
  唐代人物画的描笔,开元、天宝以前,乃至上推到晋汉,它的形式是,线条不论长短,基本上都是一样粗细,而转折是圆的。尽管个性不同、流派不同,而这个形式不变。这可以从汉墓壁画、敦煌壁画、顾恺之《女史箴图》和《历代帝王图》来辨认。开元天宝以后,虽然形式依旧,而渐次地在起笔时有尖钉头出现,而转折也频添了方的形式。这可以从唐人的《纨扇仕女》、孙位《高逸图》来辨认。乃至北来武宗元、李公麟都是如此。描笔从没有尖钉头到有尖钉头,转折从圆到方,以至粗的细的,光的毛的,粗细混合的,光毛混合的,软的硬的,流演到南宋的减笔与泼墨,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从记载上来看,有关隋唐时期绘画方面的材料,还是很多,但流传下来的作品却廖廖无几。因为作品少,所以我们无法看清楚隋唐时期绘画的全貌。关于隋唐时期绘画的时代气息,也只能获得一个大概而已。
 


古书画鉴定的内容及其具体步骤二

  (二)五代和两宋
  五代和两宋时期的书画,总的看来都是从临摹古人入手,又有新的发展和创造,从而形成了新的时代风格。
  以书法来说,字体以行书、草书为多,篆书、隶书较少。格式方面一部分与晋唐时期一样,首尾都写上作者的名字,另一部分不同于晋唐,而有了新的变化。
  那时私人间的交往信礼与对官场的公文书札在格式上是有区别的:未做官或未在任上的人写的私人信札,名上下款都写,姓一般的人都不写。如陆游书札开首为“游惶恐再拜上启仲躬户部老兄台座”,结尾为“十一月廿六[粗言屏蔽],游惶恐再拜仲躬户部老兄台座”。在任官员之间的的官场书信,如“剳子”,下款还需要将本人所有的职务都写上去,如辛弃疾的《去国帖》是写给某宰相的,下款是:“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口(狱)公事辛弃疾剳子。”
  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北宋著名的书家苏、黄、米、蔡,他们各有各人的字体和习惯写法,各人有各人的风格面貌。这是他们的不同点。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即全部喜欢用熟纸来写字,都是从临摹古人入手,最后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何谓熟纸呢?就是经过煮捶或涂蜡的一种纸,具有光泽,写起来不拒笔。正因为苏、黄、米、蔡的书法各具一格,所以当时和后世临摹仿效的人甚多,如南宋吴据所临写的米体就很逼真,如果不看款或无款,就很有可能看成是米芾的真迹。从流传的作品来看,宋代时仿苏、黄、米字体的人较多,仿蔡字体的人相对说来要少一些。
  五代北宋时期,是我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绘画的题材内容,笔墨技巧,使用材料,制作方法和装演技术都有新的发展和创造。
  花鸟画在中国画中最有特色。我们常见的西洋绘画中也有花鸟,不过大都是插在花瓶中的花与摆着不动的死鸟,所以称静物写生。中国花鸟画不同,那花儿迎风带露,花枝招展,偃仰向背,或含苞怒放,或花如人面,含羞带笑,千姿百态,顾盼有情;鸟禽或停或动,展翅奋飞,高低转侧,如歌似语,生动之极,充满蓬勃的生命力和清新活泼的情感。有的还配以蜂飞蝶舞,昆虫、家禽、动物,无不传情尽态,栩栩如生。花鸟画最早可见的真本当是唐墓中壁画上的花草和鸟类等。至五代,花鸟画已有惊人的发展,不仅有写生的花卉和鸟虫,而且设色美,神态活。黄筌《写生珍禽图》卷画法熟练精工,刻划鸟羽虫足,笔笔都很有力,作者凭借他对自然的观察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将各种珍禽描绘得栩栩如生。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对宋代画院有很大的影响。徐熙还创造了一种满幅花卉,装饰性很强的“铺殿花”。宋代的院画基本上把五代的风格承袭下来,差别是较前人稍逊凝重,秀有余,拙已不足,我们可以从传世的黄筌、赵昌和赵传、马麟的作品上去作比较。不过来人在意境方面看比前代高,而五代的的花鸟画,只追求形似而忽视了神似。
  李成和郭熙的山水画,布景繁密,描绘的都是中原山林,大部分是画秋景和雪景,树的枝干重重,多而不乱,山石多画圆形,代表了中原地区地区性的风格特点。而南唐画家董源的山水画,大都是江南风景,如《潇湘图》卷、《夏景山口待渡图》卷,都是一片江南水乡风景,表现出江南地区地区性的风格特点。
  从五代时起,墨画在各科中陆续拍起头来,在设色上却是一个较大变化。
  宋代画院内外画家很多,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世俗味更为浓厚。从汉至唐早期人物画的画法如“春蚕吐丝,始终如一”,即不用色彩,仅用墨笔凭借线条的浓淡、粗细、虚实、轻重、刚柔、曲直来描绘事物的画法称为白描法。
  赵佶是个昏庸的皇帝,却是一个聪明的画家。在位期间,大力提倡院画,搜罗绘画人才。画家要进入画院作画,必须经过考试。考试题目多半是摘取前人诗句,让考试的人根据诗句来构思画图。现举数例如下:(1)“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应考的人一般都画作岸边停有一只船,船舷间站着一只鹭丝或船篷上停着一只乌鸦,以表现“孤舟自横”的意境。然而这只是图解似的,缺乏含蓄没有诗情画意。有一幅画着意很妙:小舟自横,一个盘着双腿的船夫坐在船尾,一人笃悠悠,闲情自在,独吹横笛,等到吹得疲倦不堪,技下吹弄的笛子睡着了,很有诗情画意。这幅画便中选为第一名。
  (2)“踏花归去马蹄香”。有人自作聪明画了一匹马踏着花丛飞奔而去,但是一片狼藉,美丽的花朵被踏得稀烂。另一幅也是画的一匹奔马,并不见花,只见一只蝴蝶随着马蹄翩翩飞舞,画面很美,合情合理,使人产生联想,把一个“香”字点了出来。
  (3)“乱山藏古寺”。有的画山中加一庙,露出一个角落,有的山中加一古塔,都未中选。画得好的一幅是在深山中飘出表示庙宇的幡竿,微妙地表现出藏的意思。
  (4)“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得中头榜的是画一片绿柳丛中掩映着一处亭阁,一个美女正在凭栏观看春色,便是一种春色无边,动人情思的感觉,把“红一点”的含意作了灵巧恰当的表演。
  (5)“蝴蝶梦中家万里”。这句描写梦境的诗是很难形象化地表现出来的,只好借题发挥。有人画苏武牧羊,表现汉代的使节流浪在异国的冰天雪地中,正在打瞌睡,睡眠中作梦必然是想着千万里远的故国和家乡。这似乎是推理性的,主要是用画的意境来让人联想。
  (6)“竹锁桥边卖酒家”。大画家李唐中选。画面是水边竹林深处,一竿酒旗在春风中高高飘扬。
  宋代以画科取士,好的方面是有力地促进了宋代绘画的发展,可以丰富画家和艺术的想象能力。但也有弊病,引导画家向狭小圈子里寻找题材,偏重于智力游戏,离开对广阔的现实社会生活和斗争的描写,妨碍着绘画的自由发展。但宋人万万没有想到,后人利用这一弊病却嗅出了宋人的时代气息。这种诗画结合,便形成了宋代的一种风尚。
  五代和北宋时期,出现了一种高头大卷,唐代以前没有这种形式,元代以后这种形式也不大多,是这个时期特有的一种形式。此外还出现了许多团扇和小幅册页。在质地方面,大多数为绢本绘画,同时也出现了少数纸本绘画作品。这个时期的绘画,大多数不落作者名款,但也有少数是写上作者名款的。如部熙《窠石平远图》轴,在画幅左方中下部,用隶书小字写下了“窠石平远,元丰戊午年郭熙画”的名款,中间有一印,印文看不清。又如梁师闵的《芦汀密雪图》卷,款写在画幅后端中部,“芦汀密雪,臣梁师闵画”九个小字,无印章。中国绘画从原先的不落名款到北宋时期开始落名款,从格式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
  以上所谈的绘画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都体现了五代、北宋时期绘画的时代气息。
  北宋时期的山水画特征,多摄取全景,重峰叠出,画面相当拥塞。南宋时期,在绘画的题材、风格和构图的的经营布置等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用笔更为流利放纵,布景更趋于简略,人物笔简意到,出现了“天水空蒙,剩山残水”似的画面。有人认为这和南宋王朝偏安一隅,政治中心南移是分不开的。被称为南宋四大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人,他们的画法各有特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采用截取山腰、山角、水云山色的构图形式,在经营位置上大体是相同的。因此南来山水的章法特点是局部的特写。所谓的偏安写照,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论。
  李唐的《采薇图》卷,用笔粗简活泼,衣纹淋漓流畅,人物表现生动,对于人物精神面貌的刻划,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刘松年的作品布局严谨,喜画西湖庄园景色,用笔工整厚重,马远是以雄奇简练的笔法,水墨苍劲的大斧劈被来描写江南雄伟壮丽的山川。马在构图方面,善于将复杂的自然景色给以高度的集中和概括,往往采用“由小见大”、部分表现全体的艺术手法。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境界。在画面上留出大量空白,不仅在马远的作品上是常见的,而且可以说是中国画在构图方面的一大特点。表面上是空白,是虚的,实际上却并非空白,而是虚中有实。这种画法,要求画家在反映现实生活时要善于概括,提炼和剪裁。而马远对这些很擅长。所以马远画山常画山之一角;画水,则常写水之一涯;至于其他景物,也是减速到不可再减,因有“马一角”之称。夏圭在构图方面更善于剪裁与美化自然景物,也是减到不可再减,有“夏半边”之称。
  南宋时期,还有些作者描绘了新的题材,创造了新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如米友仁的水墨云山、杨无咎的墨笔梅花、梁楷的泼墨人物、郑所南的兰花等。在他们之前,这些题材和形式都是极为罕见的,也就是说,它们体现了南宋绘画的时代气息。如果有人说他收藏有唐代画家名款的梅花或兰花,都是值得怀疑的。起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从未见过唐代画家创作的梅花或兰花。
  南宋时期有一部分画家,已将简单的名款和年月款落在画幅中的树根或石坡等处。作者在画幅后部长题诗文的作品仍然极为少见,就我们所看到,只有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和杨无咎的《四梅图》卷。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过在他们之前的绘画作品上有着这样的长题。
  在装璜形式方面,除卷轴画外,还有团扇和册页等形式。质地方面以绢本为多,也有少数画家采取纸本作画的习惯,这是由于使用纸本能较好地适应一定的题材和技法而决定的。南宋时期绘画的种种变化,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作者的思想和生活,使用工具与作画的方法等,都有内在的联系。
  宋代我国北方辽、金统治区与南宋统治区在绘画题材和风格上都稍有不同。北方画家用笔虽然流畅,但缺乏含蓄,南北两地在落款的格式上也有不同,如金张圭《神龟图》卷,款写在画幅后端上部,“随驾张圭”字押,款字上面又针有印章一方,印方现已模糊不清,下边铃有一“画”字朱文印。又如金杨微的《二骏马图》卷,款也写在画幅后端上部,“大定丙午年高唐杨微画”,款字边针印一方,印文亦已不清。今天见到的流传下来的金人绘画作品,款式大多如此。我们从事鉴定工作时,对于这些地区性的风格特点,也应该了解和掌握。
 

  (三)元 朝
  元代的书法,基本上是继承古代名家的书体,变化不大,行书、楷书、草书居多,篆书、隶书较少。
  吴镇草书《心经》卷,是用秃笔写的,如果用尖笔写,恐怕就写不成这个样子。倪瓒的书法,写得比较瘦,别开生面,不同于一般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是用硬笔写的,如果用长锋软笔,恐怕就写不成这种风格。杨维祯的书法,是用软笔写的,用硬笔写不成那种子形。说明各个书法家虽有自己的习惯和爱好,但运笔的方法、用力的大小、使用的工具、质地的特性不同而产生的效果就会不同,因而形成的风格就各不相同。
  元代是绘画史上变化较大的一个时代,元代统治者废除了五代、两宋流传下来的画院制度,虽然还有一些画家为宫廷皇族服务,但绝大多数画家不在朝廷中任职。
  赵孟頫不但善书,而且善画,他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技术比较全面,水墨山水、人物鞍马、枯木竹石、设色花鸟等都画得很好。他曾有诗云:“石如飞白本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枯木竹石图》卷题字)。这种书画同源的理论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赵同时的高克恭的山水画,是仿宋代米友仁的,但又不完全相似,而是在仿效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无成了自己的风格,对明清时期的绘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钱选的青绿山水,虽然是仿唐代李思训的,但又不同于李思训和赵伯驹的画法,具有自己的独特风貌他还擅长描绘花卉、人物等题材。
  被称为元四大家之一的黄公望《九峰雪霁图》轴运用了干笔破墨皴擦的方法,《石池石壁图》轴则是用湿笔设色的笔法画成的。同样是山水画,画法却截然不同,体现了作者绘画技巧的灵活性。王蒙善于学习古代名家的技法,加以融汇贯通、灵活运用,创造出他自己的风格面貌。如《夏山高隐图》轴、《葛洪移居图》轴都是布景满幅,一幅画之中的数家画法兼而有之,体现了他长于学习的钻研精神。他们各自以其杰出的艺术才能,对明清画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吴镇能书善画,山水学董源画法,用笔厚重,更长于画竹和渔父人物,自成一格,对后世也有影响。
  倪瓒的绘画用笔枯干,布景清旷,题材大多是枯木竹石。他善用墨笔,也有极少数设色画。他在画幅中很少画人物,体现出他的绘画的特殊风格,显示出文人士大夫那种“清高孤傲”的精神气质,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李衎擅专长画竹,有两种画法:一种墨竹,另一种是双钩填绿色。画石则以钩边渲染见长。柯九思也善画竹,喜用墨笔,画石多呈圆形。李(懒)、柯九思都画竹石,但他们的技法不同,作品的风格也就各异。
  王渊的花鸟学宋人,但不是固守成法,而是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他的作品,构图和用笔比宋人简练得多,与宋代花鸟画的区别很明显。
  王绎专长肖像画,他能用墨笔线条描绘出对象的精神面貌,将肖像画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振鹏、夏永的细笔楼台殿阁,画出了元代的独特风格。这样精细工整的界画,唐宋时期是没有的,在明清时期的界画作品中,也没有见到这种极其细腻的画法。
  诗书画三结合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元代绘画的一大特点。这时绝大多数画家都已在作品中落款了。一部分作品有年月款、上下款及题诗。题诗或者说明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或者说明这幅画的内容。这是不同于前一代的一个特征。此外也有些作品只有作者名款而无上款。那种不落名款的作品反而成为少数的了。元代写上款的格式多为平行式,如赵孟頫的《浴马图》卷题款“子昂为和之作”、“子昂为”为一行,“和之作”为一行,且“和”字同“子”字平行。又如赵的《水村图》卷题款“大德六年十一月望[粗言屏蔽]为钱德钧作子昂”、“大德六年十一月望[粗言屏蔽]为”为一行,“钱德钧作子昂”为一行,且“钱”字与“大”宇平行,所以被人们称为平行式。这种形式到明代早期仍然沿用,但它同明代中期、后期及清代那种将上款写得高出下款一个字或两个字落款格式有显著不同。
  元代还有少数南宋遗民画家。他们隐居山林之间,写字和绘画仍然保留着南宋的某些风格和特点,不同于元代的一般风格。这是我们在鉴定元代书画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
  唐宋画家对创稿很重视,所谓“十[粗言屏蔽]一水,五[粗言屏蔽]一山”的刻意经营,特别是宋代的画家更为突出。近来见到一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人画影印本,有些构图简直设计得出人想象,由此可见他们的创作态度是何等严肃认真!而元代的构图、用笔大多不像唐宋那样繁密、富丽、精工,而逐渐趋于简略,认为顷刻成幅的画法少沾上一些被人瞧不起的匠气。在设色上,唐宋古画大红大绿多,浅绎的很少。宋人画人物,爱用“三白”,元代画家纯用水墨,即使设色,也用浅绛,纵有青绿山水,使用的青绿虽同是矿物质造成,忙总不如唐宋时期的深重,体现了元代绘画的新面貌,形成了元代绘画独特的时代特征。
  元代书画的装潢形式仍然是轴、卷、册居多。质地以纸本居多,也有少数绢本。元代的纨扇画页较少均为绢本。书轴的最早实物是南宋吴琚的《仿米行书诗》轴(现藏台湾)。元代后期,书轴就逐渐多起来了张雨、杨维帧、倪瓒等几家书轴,我们常常可以遇到。如果有人声称自己藏有落上唐、宋时期书画名款的扫轴,是值得怀疑和警惕的。
 


  (四)明 朝
  明代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比宋、元时期要多得多,这对于我们研究明代书画的时代气息、各种书画流派的风格、作者的个人风格以及个人风格的演变情况,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从书画鉴定学来说,由于作品较多,人们可以比较充分地进行排比分析,所以结论也就精确得多。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演变,明代书法艺术在宋元书法的基础上又有变化和发展,楷、行、草、篆、隶各种书体都有。明代的书法家有的是临摹古代各名家书法而形成自己风格的,也有的是专临某一古代名家可形成个人风格的。
  明初的宋克、宋广、宋遂和沈度、沈粲,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说,代表了明初的一部分书法的风格。
  明代中后期的书家很多,我们只能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谈一谈。吴宽是专学苏轼书法的,不论是大字还是小字,一律都是苏体。当然他的苏体字,仅是形似而已,认真地细看起来,与苏轼的字有很大区别。沈周的大字小字都仿黄庭坚的书体。细看起来,也只是形似,毕竟黄庭坚是黄庭坚,沈周还是沈周,他们之间有时代不同的差别,也有临摹仿效和个人创造的差别,二者不能相提并论。文征明的小楷和行书都很精工,写与了自己的风格。他老年时写的大字,不论是字卷或是字条,都以写黄庭坚字体居多,体现出他写字的特点。王宠以写晋唐小楷为基础,但又有变化,他的楷书和草书都写成了自己的面貌。董其昌书画成名以后,他的书画风格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清代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仍然有许多人学习他的字体和风格。邢侗的书法在当时与董其昌齐名,被称为“南童北邢”,他的书法大多是临王義之帖的草书,也有行书和楷书,但较少。王时敏的方正高装字形的隶书体,代表了明代隶书风格体式,与清代初期郑重所写的那种比较圆润、流动、灵活、不拘板的隶书截然不同。
  明代初期的灰画艺术,是元代绘画艺术法继续发而展。明代永乐年间,国家又设立了画院,广征天下画士,便之为封建宫廷服务。因此明代早中期的绘画,就形成了两个大的系统,即宫廷画家和自己由发展的。吴门画家。当然不属于这两个系统的其他画家还很多,但主要的还是这两个大的系统。
  永乐到弘治时期,画院非常兴盛,画家人材辈出,画科题材广泛,画的风格面貌,大都仿南宋画院,山画追求马远、夏圭的面貌,花鸟画设色艳丽,颇为生动活泼。
  画家戴进技术全面,山水、花鸟、人物各种画科都能画,并且画得很成功。他的山水画虽然是仿马远、圭的,但能加以变化,自创一格,开创了后人称之为“浙派”的画风,人称戴进的绘画为浙画第一流。王谔的山水人物楼阁,在仿宋的基础上也能独树一帜,被称为明代马远。吴伟的山水人物用笔豪放,仿古而又有变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面貌。弘治八年,明孝宗朱祐樘曾赐予他“画状元”印章,说明他的绘画技艺成就被最高统治者赏识和重视。朱端的山水人物画也有个人的特色,虽然是从南宋院体演变出来的。但显得更为瀟洒。他的墨笔竹石也相当成功。明代的“院画”风格,主要来源于两宋“院体”,在花鸟画方面,继承了黄筌子工笔重彩的画风,山水画方面,有的宗法郭熙,而大多数人物山水画,则完全仿效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虽师法古人,而能有自己的面貌,形成了明代“院体”的特有风格。主要特点是形象精确,法度严谨,色彩艳丽。从他们的作品中,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各种画科,其画法风格,或多减少,都可以找到两宋“院体”的余风,特别是临仿马、夏结构简括的边角之景,最能得其神髓。但是尽管从结构大意或总的画法上取法古人,其中时代气息的不同之处,却是非常明显的。即宋代“院体画”下笔凝重稳健,比较工整谨严,风格朴厚,而明代“院体画”早期画风还比较严谨细密,多用水墨稍带写意,下笔轻快。成化以后,受浙派影响,风格更加趋向豪放挺拔,这就形成了明代院体画的一种鲜明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只要作品见得多了,便能逐渐有所领悟。
  有些作伪者把明代院体画家作品的名款裁去,冒充宋画骗人,这种情况曾屡见不鲜。如有一幅朱端的人物故事画,其左边中上部有“朱端”工字款,下边盖有印章二方,作伪者将“朱端”二字款刮去,将印章搞得模模糊糊,并把标签写成《宋马远弘农渡虎图》,冒充成马远的作品来骗人。初看时认为这幅画是明代院画的笔路风格,不像是宋代马远的作品。后经详细观察发现,该画上方中部有一“御赐一樵图书”朱文方印,这方印章是朱端的,印文为朱端的别号。它未被作伪者看见挖去,这就证明了这幅画确为朱端所绘。在画传中相当有名的某些明代院体画家,今天却很少看到绘画作品流传下来,有的甚至连一幅作品也未发现。于是有人就乘机钻空子,上述作伪手段就属于这种情况。
  除画院体系的画家外,明代还有些所谓的“文人学士”,他们在元代绘画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爱好,自己选择题材进行绘画创作,如王绂的山水和枯木竹石,夏昶的竹石,陈录、玉谦的墨梅,杜琼、刘珏的山水,都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多或少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唐寅的山水人物画,师法南宋刘松年而加以融汇贯通,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面貌。仇英擅长临古,天论水、人物、树石、楼阁,都力追古人,用笔工整有力,独具一格,但他不擅长书法,作品上都只落名款而很少题诗,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吴门四家的绘画,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风格面貌。沈周、文征明的绘画,因题材及所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的关系,大都喜欢采用纸本来作画。唐寅作品,纸本、绢本均有。仇英的作品多为临古设色画所以用绢本的居多。
  陈道复的花卉,生动活泼,用笔流利,别具风格,对明清时期的花卉画有较大影响,他的山水和扇面却大多采用仿米云山等题材。徐渭的写意花卉,同陈道复又有不同,构图更为放纵,水墨重为淋漓,对以后的写意花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清代影响较大。
  到了明代后期,院体派的画家逐渐减少,不像前中期那么兴盛。文人学士玩弄笔墨技巧作为遣兴,自由发展的风气较盛。明代后期的画中九支“董其昌、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杨文聪、王时敏、王鉴、张学曾、邵弥”以及其他一些画家,均以标榜临摹古人为能事,他们所作的画,大都写上临或仿某人画法。如果画一本山水册,每一页必须写上仿某人画法,八开就是仿八家,十二开就是仿十二家。这种风气,在明初是没有的,只是到了明代后期,才开始出现。这对于古代书画的断代,也可以起到辅证作用。
  陈洪绶的绘画题材是多方面的,山水、人物、花卉他都能画,尤其是人物更为突出,形象奇特,采用了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对清代绘画产生了较大影响。崔子忠的山水人物画法别开生面,尤其是他的人物画,对农纹的画法有新的发展。衣纹的线条弯弯曲曲,变化较多,与完全摹古的作品大不相同,创造了新的表现技法,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
  明代的花鸟画,乍看起来不入眼,看久了,才觉得生气盎然。从笔画,意境上可以揣摸出这一时期的花鸟画风格。
  在书画格式方面,明代仍然和元代一样,以轴、卷、册为多,但画轴逐渐多起来,书写的内容有刻文及自己的诗文等。宋元时期最为流行的团扇,到明代就见不到了,直到清代道光时期,才又重新盛行起来。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折扇广为流行,有些文人学士和书画家常在这种扇面上写字画画。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折扇面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绘画折扇面、沈周的书画折扇面、吴宽书画折扇面。宋人诗里有咏扇诗,把折扇称作“聚头”,可始终没有见过实物。如果有人说藏有宋元名人的书画折扇面,你用不着看东西,就能推想出这是假的,因为这种形式在明代都极为少见。
  手卷前部引首纸,在明代以前是没有的,明代早期才开始这种形式。如果有人说他藏有宋元某人题的大字引首,那可以肯定是伪造的。
  对联这种形式,明代晚期才开始出现,清代更为盛行。如果有人说藏有宋人元人名人的字对,那也必然是伪造的,在质地方面,除了我们经常看到的纸本或绢本以外,明代中后期的某些书画家,又采用了绫地或金笺地。绫地又分为素板绫和花绫两种,金笺地又分为泥金笺和冷金筹两种。
  从落款格式来看,明代前期书画仍沿袭元人习尚,平行式的多,而一般书写款却比较简单,有些作两行,一行书写图名,如夏昶画竹卷,一行写“湘江风雨”或“夏玉秋声”等名称,另行写本人名款“东吴夏昶仲昭笔”、“仲昭”等格式。有的作品是赠友人之作,有上款,即所谓双款的格式,一行书年月某人为某人之作,如宋克画竹,写作“己酉岁朱仲温为长卿写万竹图”,“长卿”上款抬头另起一行。少数文人书画家在作品本幅上题诗题记,如赵原、徐贲、谢晋的作品中,颇为常见。也有的作品,本幅无款,只铃印记,如杜琼《友松图》卷就是如此。宫廷院画作品,因为多是出自专业画师之手,一般不擅长诗文,书法艺术的修养也差,因而这些作品上的款题形式仍同宋代院画一样,大都仅落姓名字号款,如“林良”、“吕纪”、“朱端”等款式。最突出的一点,是加写作者职衔,如“锦衣都指挥周全写”、“锦衣都指挥刘俊写”‘武英殿直锦衣镇抚苏郡缪辅写“等。此时书写款字的部位,大多已不再像前人那样,只在树石隙缝或画幅的一角写上两个小字,而是在画幅上居于比较明显的部位。这些都是明代院画款识所不同于前代和后世宫廷院画的时代标志。
  明代中期自沈周、文征明等吴门画派兴起以后,文人书画蓬勃发展,他们继承发扬元代文人书画的习尚,诗文、书法、绘画三者密切结合的风气大开,作品的本幅上,除作者名款外,大多写诗文题记,文字或长或短,书画配合,部位谐和,相得益彰。当时吴门派各家,除仇英不善于书法,仅作“仇英”或“仇实父制”几个小字款外,其他如沈周、文征明、唐寅、陈淳等人的作品无论轴、卷、册页莫不是诗、书、画三位一体。
 


  (五)清 朝
  清代初期的书法是在明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有所变化,但不很显著。明代董其昌的书法对清代影响很大,整个清代有许多人学习董其昌的书法,如沈筌、张照、陈希祖及近代吴永等人都是专写董的书体的。当然,还有很多人学习这种书体,不再一一举例了。
  王铎的书法功力很深,揩、行、草都很成熟,很有气魄,自成风格,尤擅长临王羲之的草书帖。博山的书法技能全面,楷、行、篆、隶、草样样都能写。他字册或字卷往往是楷、行、篆、隶兼而有之,虽是他个人的习惯写法,却是他的独特面貌。王、傅二人对清初书法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郑簠专写隶书,他的隶书与明代的隶书不同,创造出一种圆润而灵活、流动而不板滞的新风格,对清初的书法艺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朱彝尊、万经等人的书法,受郑的影响就很大。
  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不同时期的考试规定,对书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代规定要写小楷,但书体还未限制。清代试卷到康熙以后更为严格,要求行行齐整,字字匀称,横平竖直,又光又圆,形成了所谓馆阁体的书风。这固然属于科举考试范围的需要,即是在野的文人、方外的僧道,由于种种关系的影响,也常无形中反映出那一时期的风气。但是清代的馆阁书法同明代的台馆体书法也有所不同。明代的台馆体楷书比较平正圆润,而清代的这种楷书却被写得横平竖直,规规矩矩,一丝不苟。王际华、任由敦等人是清代写这种楷书的典型人物。
  清代中期,邓石如、黄小松等人喜欢写古篆隶,提倡摹写碑帖,在他们的提倡和推动下,清代中期在书法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一部分书法家中写篆隶的风气盛行起来,尤其是邓石如,真、草、篆隶都能写,也写出一定的水平,对当时和以后的书体书法,影响很大。清代中后期,写篆书的有钱玷、洪亮吉、孙星衍等人,写隶书的阮元、钱泳等人,写行书、楷书的有包世臣、吴熙载等人,他们代表了这个时期的一部分书法风格。以后写各种篆隶的人很多,如赵之谦的古篆隶和碑版书体、吴俊卿的古篆石鼓文等。
  清代初期的绘画,有一部分画家是在明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也有些变化,但变化不大。“四王吴恽”都是山水画家,只有吴恽后来改画花卉,而且画得很成功,独具风格,其他五人都是专画山水的,并且都是模仿古人而变化较少,但在笔墨技巧上却都很成功。在画风方面各人都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们仿古的情况比起古人来,秀有余而厚不足。比起明代来,也不如明代的厚重。文人画的花鸟画,除前期的石涛、朱耷外,大都失于纤弱。
  清代也有一部分画家,突破了旧的传统画法,创造出新的风格和面貌,如“金陵八家”的画法和风格就带有地方性的特点。在他们的画幅上,山顶山坡多半被画得较平较光,其上再加细小的点苔,很少用大点来点苔,树枝画得比较伸张,似乎像一把撑开的伞,泥古的成分较少。金陵八家中,樊圻、邹喆、叶欣、吴宏的风格有某些相近之处。龚贤善于用墨,墨分深浅、浓淡、干湿,墨色重重,多而不乱,到老年时,他才有少数设色画,风格和其他几个人完全不同,也看不出相近的地方。
  石溪的山水喜欢用秃笔、于笔皴擦,用湿笔创作的画是很少的,这是他的特殊面貌。弘仁的山水画有墨笔和青绿设色两种,是仿元代倪瓒的,就连题款的字体也仿倪瓒。他所画的题材多为黄山风景,也有少数竹木,都不是固守陈法而有他自己的新创造,形成了他个人的特殊风格,对清代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影响较大。石涛绘画的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花鸟都能画,他不守旧的传统画法,具有创新精神。
  清初王翚自二十六岁至八十岁都有作品,而且大多数有年款,早中晚期落款字体不同,使用印章不同、临摹与创作也不同,把握了这些变化就可以看出他的个人风格。
  清代中期雍正、乾隆时期的绘画,有两个大的系统:宫廷院画如意馆系统和扬州画派系统。
  “如意馆”系统的院画,山水、人物、花卉、走兽、虫鱼等各科都有,画家也很多。焦秉贞的人物画,精工细润,渗以西洋画的色彩特点。唐岱的山水画别具风格。蒋廷锡的花卉画,有工笔和写意两种风格。丁观鹏的佛道人物画在院画里画得比较成功。郎世宁绘画题材广泛,花卉、走兽、肖像各科都有,采用西洋画法与中国画传统技法相结合,别开生面。这种绘画风格,对当时的画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意馆”一些较大的作品,按各人的专长并同创作的,当时并没有落款,需要时,个人随便拿出一张来才落款的。所以在院画家中,很难分出他们的特点来。不过大都工整细密、富于装饰性。其落款形式是:“臣某某奉敕恭画”等等。装潢形式除轴、卷、册、对联外,还有黑地(瓷青纸)折扇、玻璃画、挂屏等。嘉庆以后,宫廷画的风格、技法逐渐低落,很少有新的进展。
  所谓的扬州画派,并不都是出身扬州一处,其它地区画家来扬州的也相当多。华喦的花鸟画生动活泼,用笔流畅,色彩润雅。他所画的鸟,不是在飞就是即将降落,是运动着的鸟,很少有栖息不动的。在清代花鸟画中,画得是相当的成功。金农是个金石家,专搞金石篆刻,四五十岁时才开始绘画,有少数是自己画的,很多是别人代笔画而落上自己的款,尤以罗聘为最多。所以金农的绘画作品是多种多样的。汪土慎的梅花及各种花卉,多数是墨笔画,也有少数谈设色的。李聘的花卉虫鱼,墨笔和作色兼备。李方膺的梅竹石多是墨笔,很少有作色画:高翔和汪土慎一样,都画得一手好梅花。在构图上汪作繁枝,高作疏枝,全以韵胜,同时高的山水花卉,也是独具个人的风格。罗聘绘画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花鸟均有,技法熟练,在扬州画家中是比较成功的。郑燮的竹石兰花,画得相当的棒,画山石很少点苔,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同时扬州八家的思想比较活跃,无所拘束,他们的画面上往往有许多自题诗文,一幅作品中常常上也题、下也题,左也题、右也题,别具一格,十分自由。有的还在竹叶的空间题上诗文名款,称作“竹叶藏诗”。扬州八家中有些画家的印章往往很能反映作者的心情和思想,如李方膺有枚图章印文为“换米糊口”,曾做过七品官的郑燮有枚图章印文为“辞官卖画”。元代开始是诗书画三结合,到了扬州八家的时候,已从诗书回转变为诗书画印四结合了。他们的这种作风对后世的某些画家,如赵之谦、吴俊卿等都有影响。
  清代末期上海画派兴起,改变了嘉道时期以来画坛萎靡不振的现象,又有新的发展。赵之谦能书画,尤以金石书法篆刻为最著名,他是在书法基础上发展绘画的,用笔厚重,色彩润雅,对清末花卉的新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虚谷和尚的绘画作品,用笔用墨和设色上都别开生面,常用于笔侧锋,用墨浓淡交融,墨色结合,或色与色结合混成一体,不同于一般的画法,落款字体也很特殊,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貌。初称为“四任”的任熊、任薰、任颐、任预对山水、花鸟、人物等各种圆科,都有新的发展,题材新颖,色彩鲜艳。如人物树石画,是从陈洪缓的画法加以变化发展而形成的。四任的画法和绘画题材虽然相近,但也并不完全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吴俊卿是一位金石篆刻家,擅长篆隶书法,他专工花卉,用笔厚重有力,独具一格。吴庆云、程璋等人的绘画,接近了西洋绘画的影响,在色彩构图方面采取中西结合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特殊面貌。
  清代书画装潢形式除了轴、卷、册外,对联这一形式很盛行。由清初到清末,甚至民国初年,各种各样的对联都有,有五、七、九、十一言等等。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对联形式被称为龙门式对联,它的写法是上联由右向左写一行多,落上款,下联由左向有写一行多,落下款。一般长联多采用这种形式。对联的字体有楷、行、篆、隶、甲骨文、石鼓文等,草书联比较少见。
  清代在书画的款式方面也有些新变化,形式比前代更为丰富,也更讲究艺术性。康熙以后,几乎没有不署名款的,极少无款作品。名款除了姓名、字号、岁数、年月外,还有类似画押的款字,如“八大山人”、“牛石慧”等。本人的其他题款也多种多样,有署受画者名字的,称“应酬款”或上款;有在本幅上题诗词的,曰“题诗款”;有写长篇题记,占本幅三分之一或一半以上,石涛、朱耷、扬州八怪都善写这样的长题款;有将题款夹杂在画中的,使书画融成一体,郑燮、吴昌硕最擅此道;有一题再题的,称为多题款,石涛、郑燮、高凤翰等人作品多有此种形式,至于写满画面的“落花款”虽不多见,也以新奇款式出现。且上款的称呼,在清中期以后,不论书画或绘画作品,或称官职,或称其他,如某某军门大人、某某中丞大人、某某老公祖、某某老父台、某某先生雅属、某某仁史大人雅属、某某法家正之等等。这种称呼在元明时期是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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