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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黄永玉共阅人生大书
2017-02-15 17:03:00 来源:中国书画·官网
导读:  《沈从文与我》看似一本小书,历史内涵却极为丰富,文化情怀与亲友情感,呼应而交融,呈现着无比灿烂的生命气象。因为,沈从文与黄永玉

  《沈从文与我》看似一本小书,历史内涵却极为丰富,文化情怀与亲友情感,呼应而交融,呈现着无比灿烂的生命气象。因为,沈从文与黄永玉之间的故事,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厚重之书。
 
  且让我们先读读他们两个家庭的渊源,读读他们叔侄之间的故事。
 
  翻开这本小书,我们读一部大书。
 
  常德的浪漫
 
  黄永玉与沈从文的亲戚关系相当近。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故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叔,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其中,还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沈从文亲历黄永玉的父母相识、相爱的全过程,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
 
  一九二二年的湖南常德,一个小客栈里寄宿着两个来自凤凰的年轻漂泊者,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是他的表兄黄玉书。沈喜爱文学,黄喜爱美术。在沈从文眼里,这位表兄天性乐观,即便到了身无分文拖欠房租,被客栈老板不断催着他们搬走的境地,他依然于自嘲中表现出诙谐与玩世不恭。根据沈从文的回忆,黄玉书结识了同样来自凤凰的姑娘--杨光蕙,凤凰苗乡得胜营人氏,任常德女子学校美术教员,两人很快恋爱了。
 
  关于黄玉书的这一感情进展,沈从文说得颇为生动形象:“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作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说他开始替表兄写情书。每天回到客栈,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恳请他为自己向杨姑娘代笔写信。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曾是长官的文书,代为起草文件,偶尔还为人书写碑文。当读到这篇《一个传奇的本事》时,我们方知他还是表兄的情书代写者。谁想到,在一九二三年前往北京闯荡社会走进文坛之前,他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了文学写作的预习。
 
  就这样,两个相爱的凤凰人,在另一个凤凰人的帮助下,进行着浪漫的爱情。一九二三年,沈从文离开常德,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开始他的文学之旅。表兄说得不错,几年之后,他所欣赏的表弟真的成了文坛的新星。
 
  沈从文走后,黄玉书仍留在常德。同一年,黄玉书与杨光蕙在常德结婚。一年后,一九二四年八月九日(农历七月初九),他们的长子在常德出生。几个月后,他们将他带回凤凰。
 
  不用说,这个孩子就是黄永玉。
 
  漂泊中“翻阅大书”
 
  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多年来与黄永玉聊天,我听到他提得最多、语气颇为恭敬的,总是少不了沈从文。在黄永玉与文学的漫长关联中,沈从文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我认识黄永玉其实与沈从文有关。一九八二年,在采访全国文联大会时我认识了沈从文,随后去他家看他,在他那里第一次读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看得出来,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他这样说:“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当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识,几近三十年。
 
  不少人写过沈从文,但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一九七九年岁末,黄永玉完成了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感触良多:
 
  的确,他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相似。
 
  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个透,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前往北京。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漂泊中成长,在漂泊中执著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两人有很大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之后,就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之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一个湘西“乡下人”,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则不同。由于时代、年龄、机遇和性格的差异,他还不像沈从文那样,一开始就有一种既定目标。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眼中的世界也更为广泛。在十多年时间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他差不多一直在漂泊中,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下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在性情上,在适应能力上,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于漂泊。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黄永玉曾这样将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 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太阳下的风景》)
 
  “生命正当成熟期”
 
  是沈从文起了“黄永玉”这个笔名。
 
  一九四六年前后,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接受表叔建议,黄永玉在发表作品时,不再用“黄永裕”而改为“黄永玉”。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在我看来,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与传承,因为两个人其实的文学理念、风格,有着一定差异。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
 
  黄永玉回忆过,他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即沈从文一九三四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以给张兆和写信方式创作《湘行散记》之际。黄永玉当时只有十岁,匆匆一见,只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
 
  抗战胜利之后,在北平的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活跃于上海木刻界。从此,漂泊在外的表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
 
  一九四七年初,黄永玉将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一个传奇的本事》即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这是目前所见沈从文对黄永玉其人其画的最早涉及。
 
  沈从文当年不仅本人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还将他推荐给他的朋友和学生,如萧乾、汪曾祺等人,希望他们予以帮助和支持。此时,黄永玉刚刚走进上海,其木刻艺术崭露头角,沈从文的这一举荐,无疑丰富了黄永玉的文化人脉,对其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汪曾祺与他开始成为好朋友;一九四八年在香港,萧乾促成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一次画展。于是,年轻的黄永玉,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脱颖而出,赫然亮相。
 
  从容
 
  “文革”刚刚结束,黄永玉便把沈从文作为他第一个用心描述的“比我老的老头”,绝非偶然。他们之间,实在有太多的历史关联。换句话说,在黄永玉的生活中,表叔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有了更多的往来、倾谈、影响。
 
  在我的藏书中,有两本有意思的书与他们叔侄有关。一本是一九五七年黄永玉出版的插图集《阿诗玛》,为该书题签的是沈从文,而且是用不大常见的隶书;另一本是一九六○年沈从文出版的专著《龙凤艺术》,封面上的苗族妇女速写,是黄永玉专门为此书而画。两本互有关联,恰是那一时期两代凤凰人的文化唱和。
 
  同在一座城市生活,沈从文与黄永玉来往颇为频繁,颇有惺惺相惜之感。沈从文的侄女沈朝慧(后由沈从文抚养)不止一次告诉我,五十年代以来,在亲友中,沈从文与黄永玉关系最亲近。一次,沈朝慧这样对我说:
 
  爸爸和表哥关系一直很好,很融洽。表哥从香港到北京后,我们两家来往最多,每个星期都要聚。我是一九五九年“十一”从凤凰来跟着爸爸的。六十年代,我经常陪爸爸去表哥家。当时,我们住在东堂子胡同,他们住在北京站旁边的罐儿胡同,离得不远,沿着南小街一会儿就走到。妈妈出差,或者参加“四清”去了,我们就去得更多了。爸爸很喜欢和表哥在一起。因为,在我们家里,饭桌上吃饭,妈妈和哥哥们,喜欢谈些社会上的、政治上的事,大哥那时比较幼稚,经常与爸爸辩驳,二哥偶尔也插嘴附和。我向来不关心政治,也不相信任何事。那个时候,爸爸在家里很难沟通,他的情绪一直也很压抑。
 
  老太太晚年有很大改变,变得开朗了。其实,她也很不容易。做一个名人的妻子,很难。“文革”期间,他们相互能谅解,与过去不一样了。
 
  表哥从一开始就与我们家里的人不一样,他总是与爸爸聊很具体的生活的事情,讲开心的事,让爸爸高兴。
 
  表哥也很关心爸爸。有了稿费,就买个圆桌子送来。六十年代,知道爸爸喜欢听音乐,就买个大的电子管的收音机送过来。
 
  (二○○八年二月十四日与李辉的谈话)
 
  亲情、方言、熟悉的故乡、相同的非党艺术家身份……多种因素使得他们两人少有隔阂,交谈颇深,哪怕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日子里,往来也一直延续着。艰难日子里,正是彼此的相濡以沫,来自湘西的两代人,才有可能支撑各自的文化信念而前行。
 
  沈从文是黄永玉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欣赏表叔的那份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他写表叔,不愿意用溢美之词,更不愿意将其拔高至如伟人一般高耸入云。《太阳下的风景》、《这些忧郁的碎屑》、《平常的沈从文》……他以这样的标题,多层面地写活了一个真实、立体的沈从文。
 
  在黄永玉笔下,沈从文平常而从容,总是怀着美的情怀看待这个世界。因热爱美,沈从文才执着于对美的研究。过去,他倾心于文学创作,在《边城》和《湘行散记》等一系列作品中,升华生活之美,渲染或营造心中向往之美;如今,在远离文学创作之后,他又将古代服饰研究转化为对美的发掘。拥有此种情怀的沈从文,与黄永玉有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交流。
 
  从容,欣赏美,沉溺于创造,这样的沈从文,竖起一个高高的人生标杆。
 
  沈从文写“黄家前传”
 
  姓黄?姓张?哪怕到了八十几岁,黄永玉自己也说不准确黄家姓氏。自儿时起,他听前辈说过,他们黄家原本姓张,但为什么后来改姓黄,黄家的人死后的墓碑上为什么照例刻上“‘张公”而非“黄公”,原因不明。
 
  不过,沈从文“文革”期间偶然一次“心血来潮”,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第一章题为《来的是谁?》--“黄家前传”浮出水面。
 
  这是沈从文一次特殊的文学创作冲动--借写黄永玉家族而写湘西的历史沧桑。
 
  一九七一年,沈从文从湖北咸宁文化部的干校,致信河北磁县干校的黄永玉。据沈从文信中所述,黄永玉之前曾致信表叔,建议表叔以小说来写“家史及地方志”。黄永玉没有想到,表叔真的听从他的建议,劳动之余开始动笔,很快写出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并且是以黄家故事开篇。在写给黄永玉以及黑蛮、黒妮“两小将”的信中,他充分论述对以小说写历史、写故事的文学见解,自信但不免又有些忐忑不安,对能否完成小说,前景不敢乐观。
 
  沈从文远比黄永玉更熟悉黄家自身故事。黄永玉的曾祖父是沈从文的外公,沈从文前往北京进入文坛之前,陪伴沈从文一同漂泊湘西的又是黄永玉的父亲。黄家的渊源,想必曾是两位表兄弟滞留洞庭湖时的话题。沈从文对黄家家世的追根求源,好像有着特殊兴趣,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以黄家家世来写一部小说的愿望,却在沈从文心中一直没有消失。如今,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时,他终于找到了重续文学之梦的最好方式:为黄家写一部小说。
 
  黄永玉至今难忘当年收到沈从文小说手稿的情景。
 
  时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上旬。在 “五七干校”劳动的黄永玉,突然收到沈从文厚厚一叠邮件:
 
  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有关我黄家家世的长篇小说的一个楔子《来的是谁》,情调哀凄且富于幻想神话意味。……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他老人家忽然正而八经用蝇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解放以后,他可从未如此这般地动过脑子。……于是,那最深邃的,从未发掘过的儿时的宝藏油然浮出水面。这东西既大有可写,且不犯言涉,所以一口气写了八千多字。“
 
  一部未竟长篇小说的开篇,一位老人不期而至,又飘然而去,渲染出神秘、魔幻的气氛,”姓黄还是姓张“的悬念,留给小说中的黄家人。
 
  姓黄还是姓张?沈从文的小说没有给出答案。
 
  姓黄还是姓张?是否能够找出真实答案,也许真的不重要。人们知道的是,后来,二十几岁的黄永玉,与一位广东姑娘梅溪恋爱结婚。梅溪恰好姓张。
 
  有意或无意,”黄“与”张“融为了一体。
 
  沈从文刚刚动笔写构想中的这一构想中的史诗般小说,很快,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折戟沉沙“的历史事件忽然发生。中国局势随后缓解,滞留在”五七干校“的沈从文等人,开始陆续返京。回到北京。沈从文有了集中撰写古代服饰史的可能。这或许是小说只写一个开篇,便戛然而止的直接原因。
 
  黄家史和故乡风俗史无法再现了。对于沈从文,对于黄永玉,都是一大遗憾。
 
  故乡,太阳下的风景
 
  一九八二年,黄永玉带着八十岁的沈从文一起回凤凰,住在位于白羊岭的黄家。这是沈从文的最后一次故乡行。六年后,沈从文去世,骨灰送回故乡,安葬在凤凰城郊一处幽静山谷。沈从文墓地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黄永玉题写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沈从文翻阅过的人生大书,从此合上。他永远融进故乡太阳下的风景。
 
  年过九旬的黄永玉,还在翻阅他的人生大书,一部正在写作中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延续着故乡情怀。他不止一次说过,这部小说,如果沈从文能看到,一定很喜欢,也一定会在上面改来改去。如今,坐在书桌前的黄永玉,仿佛仍能感受到沈从文的关切目光,一直连载着的这部长篇小说中,仍能听到熟悉的声音,看到熟悉的身影在闪动。
 
  一部大书,在延续……

【 审编:总编: 慷慨  责编:张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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