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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2014-07-10 12:39:27 来源:中国书画·官网
导读:​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并陈列着日本及整个东洋地区的重要文化遗产。该馆的藏品多达8万9000件,其中有近100件国宝,500多件国家指定的重要文物。博物馆的主体建筑由象征日本历史的建筑物


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并陈列着日本及整个东洋地区的重要文化遗产。该馆的藏品多达8万9000件,其中有近100件国宝,500多件国家指定的重要文物。博物馆的主体建筑由象征日本历史的建筑物构成,历来被称之为"美术馆建筑与博物馆建筑的博物馆"。主馆中分类展出了日本美术品、出土文物、工艺品。东洋馆中陈列着亚洲、埃及等地的美术品和考古文物。另外法隆寺宝物馆中收藏有7至8世纪奈良法隆寺中的宝物约300件。馆内时常举办以某一专题为中心的"专题展览"以及跨学科的展览。
 
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最大的博物馆,位于东京台东区上野公园北端,创建于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现在的建筑完工于1938年。它由一幢日本民族式双层楼房和左侧的东洋馆、右侧的表庆馆以及大门旁的法隆寺宝物馆构成,共有43个展厅。馆内收藏了十几万件日本历史文物和美术珍品,其中有70件被定为国宝。展品分为雕刻、染织、金工、武具、刀剑、陶瓷、建筑、绘画、漆工、书道等类别,反映了日本社会各个时期的文化艺术和人民生活概貌。
世界著名博物馆。在东京上野公园。 1872 年创建。原为东京汤岛圣堂的文部省博物馆,1889年改为帝室博物馆,1900年又改名东京帝室博物馆。1947年博物馆由宫内省改属文部省管理,更名国立博物馆。1952年定名为东京国立博物馆,隶属文部省文化厅。东京国立博物馆由一幢日本民族式双层楼房和左侧的东洋馆、右侧的表庆馆以及大门旁的法隆寺宝物馆构成,共有43个展厅。
博物馆被普遍视为教育人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的工具,但在适应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现今不少国家的博物馆早已跨越了原始的社会职能,不再单纯扮演补给文化养分的角色,而是一种创造以人为本休闲空间的文化复合体。
 

 
东京国立博物馆便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身处在这样的空间中,获得多少知识不是关键,享受与城市商业气息迥异的静谧雅致,从容地与历史和文化对话,如此这般就能轻松地成就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已经百岁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位于著名的上野公园附近,内有本馆、东洋馆、表庆馆及法隆寺宝物馆4个展馆共43个展厅,陈列面积1.4万余平方米,馆藏珍品约10余万件。4个藏馆内的常设展不仅涵盖了日本2000余年历史中孕育的深厚文化,同时记录了亚洲地区其他主要国家的历史。
 
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门由 4个馆组成,藏品10万余件,陈列室总面积 1.4万余平方米,展出4000余件文物。“本馆”于1938年开馆,设20个陈列室,按时代展出日本雕刻、染织、金工、武器、刀剑、陶瓷、书画、建筑构件等展品。其中,十大弟子像、藤原佛画、雪舟泼墨山水图、狩野永德松柏屏风等都是国宝一级文物。
“表庆馆”是一座明治末年建筑,为当时皇太子成婚纪念而建造,已被列为“重要文化财”,1909年开馆,设 9个陈列室,按时代分类展出史前时代至历史时代的日本考古发掘遗物,有石器、绳纹、弥生式陶器、填轮、汉式镜、铜铎、陶瓷器等珍品。
“法隆寺宝物馆”于 1964年开馆,设3个陈列室,专门展出明治初年法隆寺向宫廷献纳的各种宝物,由于藏品极其珍贵,只限每周四开放。
“东洋馆”是1968年开放的新馆,设10个陈列室,分综合陈列、埃及艺术、西亚、东南亚艺术、中国艺术、朝鲜艺术和西域艺术等部门,展出日本以外的东方各国各地区的艺术品和考古遗物。
其中,主要展出的是中国艺术品,占5个陈列室,展品有史前的石器和彩陶,商周的青铜器,汉代的陶器和画像石,魏晋南北朝的佛像,唐代的金银器和三彩,宋、 元、 明、清的瓷器和书画等,有些文物已被列为“国宝”、“重要文化财”级文物。露天陈列有迁移来的黑门、校仓等建筑,还有石棺、石像、石兽、石柱等。日本最大的博物馆。馆内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有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 、《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上千座博物馆收藏有中国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数量估计在数十万件。
 
馆藏国宝小野道风的书法作品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高达8万7千多件,馆藏种类从书画、雕塑、器物、织品、书籍、刀剑、金工等,镇馆之 宝有“普贤菩萨像”、“松林屏风图”、狩野派宗师狩野永德的“桧画”,这件作品展现了桃山时期狩野派豪迈强韧、粗懭大意的风格,另外,法隆寺宝物馆所珍藏古飞鸟时期和白凤时期的古老文物,则极具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
收藏的11万多件文物个个都有着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但位于这些文物之首的则是日本政府所指定的87件国宝和610件重要文化财产。这些顶级文物中有一批是来自于中国的,主要包括宋元时代的绘画、中国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中国瓷器的古典(如王勃集)和中国的书法等文物。而仅仅是在宋元时代的绘画中,就有南宋李生的《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的《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的《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的《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幅作品获得了“日本国宝”的桂冠。
 
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它所设东洋馆专门陈列中国文物。在这里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周青铜器和玉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铜器、漆器、唐三彩、瓷器等,汉晋南北朝的各种石刻造像,历代书法绘画等。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作者孟国翔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中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藏中国文物
东洋馆共分三层。第一层陈列着包括木乃伊在内的埃及珍贵文物,印度、犍陀罗(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早期佛教文物,东南亚与西亚的考古出土遗物,等等。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一号展厅名为“中国雕刻”的特别展览,26件南北朝与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中国陕西省西安宝庆寺、中国山西省长子县、山西省云冈石窟、河北省响堂山石窟等地的石佛造像,比如唐代宝庆寺如来三尊佛龛、天龙山石窟第21窟如来像,也有少量隋代金铜造像如势至菩萨立像。其中,6件公元703年至704年间的宝庆寺石佛造像甚至可考人名,比如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高延贵造阿弥陀三尊佛龛、李承嗣造阿弥陀三尊佛龛、萧元造弥勒三尊佛龛、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等,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此外,东洋馆一层还有一些特别专题用来展示中国文物与东南亚文物之间的文化渊源。比如铜鼓,比如青花瓷。铜鼓陈列从公元前6世纪至汉唐时期,演变到明清时期,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地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讲述了铜鼓的变迁与多样性。而青花瓷陈列,则显示了15至16世纪越南地区“染付瓷”等是受中国景德镇青花瓷影响而产生的陶瓷品种。当然,受影响的不止东南亚,也包括江户时代(1603-1876年)的日本。越南染付瓷虽然没有中国青花瓷白润与明蓝所映衬的美,纹饰描绘也略显技拙,但那种直接在灰白胎土上渲染的灰蓝,却给人一种朴素温暖的印象。至于近邻日本,历史上便一直推崇中国的青花瓷,以至于后来开始模仿与生产。檀香山艺术学院(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曾经举办过一次名为“贸易、趣味和变革:1620年至1645年日本景德镇瓷器”(Trade, Taste and Transformation:Jingdezhen Porcelain for Japan, 1620-1645)的展览,向外界展示了长期以来中国是如何精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该学院院长史蒂夫·利特尔(Steve Little)表示:“瓷器和宗教(佛教)、绘画一样,是传播中国思想和独创性的三类工具之一,它从中国出口到了日本。”然而,与此并存的事实是,明朝晚期开始,随着当时中国国力的衰退与闭关政策,精明的日本人甚至在海上贸易中渐渐打破中国对欧洲瓷器出口的垄断地位。比如日本的“伊万里烧”青花瓷便题有“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的底款,以此迷惑西方人。关于青花瓷技术如何传入日本有一种说法,1592年至1598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两次侵略朝鲜战争,从朝鲜掠走了大批陶瓷器与中国陶工,这对日本青花瓷的烧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陶器部分,有中国甘肃省、青海省出土的齐家文化红陶双耳壶、褐陶水差形土器(公元前2200年-前1600年),也有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商代白陶豆(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西周时代(公元前10世纪-前9世纪)的灰陶鬲,中国河北省易州出土的战国时代(公元前5-前3世纪)黑陶磨光纹小壶、夹砂红陶鬲,中国安徽省寿县出土的战国时代彩釉壶,等等,历史脉络清晰,纵向延伸完整。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玉龙、玉鱼、玉鸟,战国时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龙纹玉等等。东洋馆里的金属文物种类很多,以武器为例,比如商代的铜钺、铜矛,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戈,比如中国云南省、四川省出土的战国前汉时期的铜柄铁剑,中国陕西省兴平县出土的镀金银铜刀,等等。至于典型的礼乐、祭祀用青铜器,不论是工艺精湛的簋、爵、铎,还是带有铭文的大尊、大鼎,东洋馆二层内均有一定数量的陈列。
 
 
“中国考古”的瓷器陈列室,一共有33件从三国时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烧制火候尚未能达到瓷器要求的1250摄氏度,也被视作早期瓷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早期瓷器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越州窑产的青瓷神亭壶、青瓷双耳壶、青瓷狮子、青瓷天鹅壶、青瓷莲纹盘,唐代长沙窑产的黄釉褐彩碗、黄釉绿褐彩鸟纹碗、绿釉枕、绿釉奁,以及大量的唐代三彩随葬器,如三彩骆驼、三彩马、三彩天王俑、三彩镇墓兽,等等。日本人偏好白釉、青釉、黑釉这类色调古拙、意境深远的中国瓷器,而东洋馆的宋代瓷器陈列正好也诠释了这一喜好的渊源:定窑的白瓷盘口瓶、白瓷莲花纹钵、白瓷印花花卉纹轮花钵,耀州窑的青瓷唐草纹水注、青瓷凤凰唐草纹轮花钵,钧窑的靛青釉轮花钵,官窑的青瓷轮花钵。越州窑的青瓷花纹水注,龙泉窑的青瓷唐草纹多嘴壶、褐釉划花牡丹唐草七宝纹瓶,磁州窑的白釉铁绘束莲纹瓶,吉州窑的梅花天目盏。建窑的禾目天目盏。等等。说到天目盏,不得不提及其来历。众所周知,日本的“茶道”仪式规范,其举行茶道仪式的厅、堂布置,泡茶方法,使用的茶具均效仿中国的“茶礼”。其中仪式上必须使用的黑色茶碗,叫“天目盏”。天目盏又名“天目木叶盏”,据传由日本镰仓时代(我国南宋时期)的留学僧人从中国浙江西天目山带回国。天目茶盏其实就是黑釉烧制的瓷器,墨黑的底色上散布着深蓝色的星点,构成美丽的图案,这些星点的四周还有红、蓝、绿等色彩,在阳光照耀下色彩常会变异,又称“曜变”。这种黑色的天目茶盏传入日本后倍受当地人青睐。在日本,凡是黑釉茶碗,统统被称为“天目茶盏”,以至于后来,“天目”成了一切黑釉器皿的代名词。
国人到东洋馆二层观摩瓷器,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元明清时期,这也“得益”于国内这几年艺术品市场的价值宣传,元青花、明清官窑,似乎都可以直接与天价画上等号。而东洋馆的元、明、清瓷器陈列,几乎就是一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元青花莲池纹大盘,明宣德青花牡丹唐草纹钵,15世纪豆(斗)彩龙纹壶(“天”款),16世纪法花(珐华)楼阁人物纹壶,明隆庆青花人物纹长方合子(“大明隆庆年造”款),明万历五彩龙牡丹纹瓶(“大明万历年制”款,),清康熙五彩仙姑图盘,清雍正粉彩梅树纹盘(“雍正年制”款,),清乾隆青花红彩蝠云纹壶(“大清乾隆年制”款,),清乾隆红釉瓶(“大清乾隆年制”款),18世纪蓝釉粉彩桃树纹瓶,等等。由此可见,“千年瓷都”之美誉并非徒有虚名。
此外,“中国考古”还单独辟出“清代犀角”“中国漆工”等专题展览。以“中国漆工”为例,陈列着16件从南宋至明代的珍贵漆器,如南宋屈轮轮花天目台,南宋黑漆轮花盆,南宋朱漆轮花盆,元代龙涛螺钿菱花盆,元代黑漆菱花盆,元代楼阁人物螺钿十角砚箱,15世纪柳水禽螺钿合子,16世纪人物螺钿印箱,16世纪楼阁山水人物箔绘螺钿八角合子,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从“中国考古”展区通往“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的过道中,依次陈列着17件后汉时代的画像石,分别来自中国山东省的孝堂山下石祠、嘉祥县、鱼台县、晋阳山慈云寺天王殿等地,史料价值亦不容忽视。
东京国立博物馆拥有的众多珍贵文物中,首推日本政府所指定的87件国宝和610件重要文化财产,而这些顶级文物中有一批是来自于中国宋元明时代的绘画与书法。在“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中,仅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幅作品就获得了“日本国宝”的桂冠。其余珍贵绘画还包括南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明代朱端的《寒江独钓图》,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图》等。而书法作品则囊括了黄庭坚、朱熹、赵孟頫、八大山人、郑燮等名家。东洋馆第三层陈列则以朝鲜文物为主,也可间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对半岛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 审编:慷慨  责编:方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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