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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流 世界知名"——记中国美术馆杨晓阳院长
2014-07-07 09:52:06 来源:中国书画·官网
导读:杨晓阳:现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曾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倡导“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理论,在我国美术界曾引起广泛的重视和较大的影响。


 
记者:杨院长您不仅是一个艺术家,同时还在鉴赏和收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据说您父母对您的影响很大。您能跟我们谈一谈您父母对您艺术上的影响吗?
 
杨晓阳:我的家庭是教育和艺术之家。而且对传统文化有这样的渊源。我从小和我的曾祖父、我太爷、我父亲的爷爷生活在一起,他是比较有名的老中医。所以从这方面受到家庭气氛的影响。我父亲是学美术的,我母亲是文物干部,所以,中医、国画,包括中国的文物管理部门,他们具备的这些条件也算是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我这个家庭。
 
记者:西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包括您的家庭也是很有渊源的,所有环境因素建立了您艺术上的成就。   
 
杨晓阳:西安是十三代王朝的古都,我生长在西安,在西安工作、学习,我进入西安美术学院到现在已经30年,我1979年进入西安美院,2009年离开西安美院,整整30年,我自己也说应了一句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西安美术学院学习、工作了30年,从学生到教师到院长,我觉得还是体会很深。对于西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我是逐渐地感觉到的。开始当学生的时候,包括30岁之前,基本上崇洋媚外,后来逐渐地有所改变,现在就比较明确了。
 
记者:我看您的一些经历,2000年时您是想忘掉过去,告别过去。
 
杨晓阳:2000年我出版了一个画册,因为2000年我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以前的作品很苍白,以前的作品在画的时候、在创作的过程中,包括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感觉还不是很强,但是到了2000年,由于自己实践的积累,也由于我做国画系的系主任,做西安美院的副院长、院长,有一段时间对世界范围各种艺术流派、现象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2000年之前,我经历这么两个阶段:一个是家庭传统文化陕西的中华民族黄河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在做西安美院国画系系主任和院长期间,对世界范围的考察,我比较重视。所以,经过这样的对比,在全国看陕西,在全世界看中国。经过这样的对比,我觉得我自己的作品,2000年以前的作品基本上应该讲是处在一个学习、了解、研究的阶段。对于创作来讲,我觉得很苍白。所以,我觉得,虽然在这个之前我自己觉得应该有一万张,各类画作加起来超过一万张,但是我突然发现,没有多少个人的东西,虽然也有立意之作,也有个人之作,但是这个系统从理论到实践,他个人的风格,这个时代的面貌不强烈。所以我就下了决心,把前面这些东西归纳一下,起一个名字叫“告别过去”,渣一看,这不像画册的名字,我琢磨琢磨,只能这样,所以就叫“告别过去”。2000年告别过去,就像搞建设、搞基建一样,2000年以前的只是基础,2000年以后才起步。我今年又用了一枚印章,叫“五十起步”,我觉得2000年到现在还是基础,做了一些探索,还不够。50刚刚起步。或许,我觉得以后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以前的东西不够,还要重新起步,慢慢地想到古人讲的艺无止境,一切从头开始。中国人讲无,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我不断地感觉到无,不断地感觉到很苍白,如果不超越,如果没有一些卓越的艺术家用独特的眼光对待这个世界,对待自己的作品,不断地进入无的状态,才有可能产生良性的循环。要不然就是重复。不是重复古人,就是重复自己。重复古人、重复自己,我觉得都不是艺术家最好的创作状态,它只能是准备阶段。
 
记者: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这也是一个探索的阶段。
 
杨晓阳:这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主要是在观念上,在理论上,在思想、在精神层面,在实践上,我觉得迈开的步子并不是很大,非常的艰难。因为以前的惯性很大,这个世界很多方面有牵涉,比如说你这个作品受到的批评比较多,你就自己有犹豫,当然我觉得,现在看来,总的这个方向没有回头的迹象,基本上是我前走的。但是非常的缓慢。因为理论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不只是一种感觉,它有很多的思考,它是需要很多论据的支撑。在创作过程中,在实践过程中,在教学的过程中,包括和学生的教学相长,和学生探讨某一些课题的时候互相的一种讨论,我觉得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我兼任中国美协副主席,对美协工作的参与使我对全国美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于教学各个层次学生的情况,对于全国美术一些总体现状的把握,对国际交往中中西文化的碰撞、对比,在自己和过去自己的对比中间,我觉得不断地有升华。实际上飞跃是很大的,但是在作品中的体现,我觉得还有待于实践。
 
记者:现在的眼光是一个国际化的眼光。
 
杨晓阳:是一个纵横的坐标。和古代比、和国外比。这个纵横坐标缺一不可。
 
记者:高屋建瓴,更高见的。
 
杨晓阳:也不能说高,总之有不断深入的迹象。
 
记者:杨院长您在西安美院待了整整30年,从一个学生到一个美院的院长,西安美院可以说给了您成长的经历,也给了您很多的荣誉,尤其是您提出了“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治院主张,也是您上次走进人民网的时候提过(2005年)的,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西安美院由此跻身于全国美术院校的前列,请您跟我们回忆一下这30年的人生经历,包括您感触比较深的体会是什么? 
 
杨晓阳:西安美术学院和全国其他美院在教学体系上过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过去作为国家,它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它对于美术教育不断地在规范,所谓的正规化、科班化,现在看来,这和艺术规律有相悖的地方。艺术是讲个性、讲独创的,艺术的价值在于和科学,和以前所有其他的学科不同的一种观点,在于突发奇想,在于想象,在于超越。但是,如果按照西方的,尤其是全盘的搬用前苏联体系,而且全国一个模式,我后来觉得它是比较荒唐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美术学院照着另外一个国家的模式来做,只有我们中国在这一个阶段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能说一点好处没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八大美院,解放以后有了八大美院;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队伍重视美术,解放以后中国有了。但是艺术在没有美术学院的时候难道不发展吗?我们从古到今,人才辈出,优秀的作品浩如烟海。但是如果像现在这样子,八大美院自觉不自觉地办成一个模式,当然我指的是改革开放以前,或者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家不明确的时候。现在逐渐有了自己的特色,但是这个特色还不够,还非常不够。我在西安美院的学习过程中,就是在这样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是一个模式下来度过了我的学习阶段。后来,我逐渐做了教师,做了国画系的系主任,后来又做了副院长、院长,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这种模式一个样子,我们自己对我们创作的作品千篇一律,都没有兴趣了。像中国现在所有的城市都建成西式的城市是一样的。中国现在的城市建设也是美术,这个城市的建设面貌、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建筑设计完全是西化模式。这种模式就像当初的八大美院的教学体制是一样的,千篇一律,看起来比较乏味。你走遍世界,哪一个国家全部照着别人的样式来模仿,那就是你的民族没有文化自信。当然,今年说这个话,感觉大家都在说这个话,强调民族传统,强调国家特色,强调地域特色,强调个人特色,今年所有的理论家都是这样说的,可是这些理论家里面,过去主张全盘西化的这批人现在也是往这个方面强调,可是,西安美术学院在15年前,我做副院长开始,甚至更早一些,在做国画系系主任开始,我本能地有一种对一刀切的反感,所以,有的人最近在其他的访问中提到,你在研究生答辩的时候和老师辩论过,在上学的过程中和指导教师辩论过,在做国画系主任的时候在全国的会议中间提出过奇谈怪论,在做副院长、做院长期间,西安美院提出了一系列和当时的美术教育的总体格局、观念不一样的东西,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是个性理念的一种本能,但是,所反映的问题现在看来,从结果来看,它是符合我们当时中国美术学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的。目前看来,当时提的一些观点、总体的方向,虽然缺乏论证,社会一下不接受,中国美术教育界不接受,但是从现在看来,国际范围内对我这个观点的认可和支持,在中国现在的美术教育界,它得到了印证,它是正确的。比如“大美术”,我提“大美术”的时候,是中国的美术学院还是高、精、尖,精英教育,我当时只知道美术教育,我不知道总体的教育史上,它的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低级阶段,它的普及教育、大众教育是把高等教育更加的全民化,你听起来是一个普及教育、大众教育,其实是把过去精英们学到的东西让全民都要学到,这是一个进步,我提“大美术”的时候,我就认为,美术学院只培养艺术家,哪里有这么多素质好的人能当艺术家,都让你一培养就成了大艺术家,那没可能。肯定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比例更小。据现在教育学的研究,高智商的人在所有人群里面只占15%。这个精英教育能不能达到15%的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1994年之前,只占全人口的3%,现在有所提高,我估计也就5%、6%,在世界人口当时只占10%还不到,现在大概超过15%。在这些人里面,学艺术的人又能占多少呢?如果只是这么一点点人群在学习,这些人是各种各样的人,而被拒之门外的有很多。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美术现象,由于前苏联体系把这些人不能够包含在内,所以很多人失去上学的机会。至于说天才,他有可能是一个文盲,他艺术感觉特别好,他就有可能是个天才。比如很多民间艺术家,现在横向地比较,很多民间艺术家继承了祖上的手艺,有所创造,别人学的话就会走样。纵向地讲,现代文明没有发生的时候,在古代文盲时代、蛮荒时代,到后来,我们现在留下的岩画、彩陶,早年的一些其他的艺术品,一直到玉器时代、青铜器时代,这些创造者未必是有文化的,但是他是社会需要的美术,所以,我主张“大美术”。我给它的定义就是我们人类眼中所及所有的有形有色的事物,就是看得见的所有的事物都是大美术,和美术有关系,就是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美术,无时无刻不在需要美术。经济建设如此发展的速度,如果美术没有这个概念,那我们这个社会就有可能临摹别人,按照别人的标准,甚至不考虑美术标准,只考虑实用,或者实用不实用都不考虑,只是国外先进、西方先进,一切都照搬,这种盲目的模仿中,文化的考虑又有多少呢?美术的考虑又有多少呢?什么是美术?大家觉得高不可攀,在美术学院。可是美术学院大量培养的人,他不具备美术素质,他不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美术学院照苏联的模式培养的这些艺术家又有几个能够成为大家、成为大师,留给我们的后代一些好的作品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刚刚下市的这一批大师级的,他不是新中国培养的,他是在解放前的一个乱世中、艺术自由的状态下,按照自身的规律生长、发展、成功的。我们新中国“一刀切”的苏联模式,培养了很多很有实力的艺术家,但是大师在哪里?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后代现在就来总结,但是和我们刚刚下市的人比起来,我们现在学美术的人,受过科班教育的人的比例,大的多了,总人口也大的多了。可是,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刚刚下市的这一批,在民国时期,在战乱年代出现的这些,我们认定是大师的这些人,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他早都名满天下了,他的创作从三四十岁一直被认可到现在。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到了七八十岁,到了六七十岁,到了五六十岁,在他30岁的时候有没有那样的成功?我看这个比例比较小,它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美术教育造成的。所以,打破专业的界限,把社会的需要作为美术学院的一种责任,把美术的概念恢复到它本来应该有的一个概念的含义。一切眼无所及的,有形有色的事物,都和美术有关系,都应该按照美的规律去生长。只有大美院能够推动大美术,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开始讲了,没有美院的情况下美术照样发展,可是现在有美院的时候,美院不自觉的话,就会对社会形成一种误导。让更多的人自由地进入美术学院,让更多的艺术观点在美术学院自由地碰撞,都要长官意识、不要计划经济,艺术是讲独特的生长规律的,它有可能是在我们视线之外,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外出现很多天才,我们现在的美术教育,直到现在我离开西安美术学院,离开中国的美术教育界,我觉得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的,还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美术学院规模越来越大,而它的观念不更新,有可能继续地制造一代一代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最终和艺术无关,他只是一种艺术职业教育而已,他对艺术的发展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不看好。全社会对美术的需要,有时候和美术学院的教育内容很脱节,当然,我想,随着中华民族经济的复兴,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强大,最终使全世界范围内重视中国的文化,我们的人才有可能从别人的镜子里看到我们自己的真面目,我们的真面目是非常辉煌的。因为我生长在古都西安,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身了解的机会多一些。另外,改革开放以后,西安这个城市处在内陆,受到外面的文化干扰相对少一些,冷静一些,所以有可能在认识上没有造成全盘西化的过程,一直走下来,现在看来是对的,没有走弯路。我提出“大美术、大美院”之后,我觉得“大美术、大美院”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它的根本问题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是什么,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近七八年我思考得比较多,就是“大写意”。我认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是写意精神,它不是科学精神,它是在科学之外,我们在科学之外,我们认定的有据可查的范围之外,要鼓励艺术家自由地想象、自由地创造,只有鼓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感觉、感受,用独特的方式、独特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对艺术的本质,应该认识到,艺术不是科学,艺术不是现实,它是现实在人们心目中的一种反映,是人对客观对象、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这个看法是有色眼镜,它是片面的,它是片面的就是对的,它是有色眼镜就是对的。并不是全面的观点是对的。在艺术上,个性的看法是对的。所以,我一直主张一人一品,包括现在的国家画院,我主张一人一品,每个人不同于别人的东西有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一点点贡献,只要你和别人一样,只要你观念上不突破这一点,你一直认为我向好的东西看齐,谁又是好的呢?历史能不能证明它是好的?即使它是好的,是他的,不是你的。我们艺术家要用艺术家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要用一种片面的、独特的有色眼镜,甚至是瞎子摸象的观念来对待我们自己的创作,要不然的话就成了科学。这就是“大美术、大美院”和“大写意”产生的过程。如果中华民族不坚持写意精神,用科学支撑和限制我们的艺术,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可能有地位的,西方人的求实精神,西方人的科学精神,支撑了它的艺术的发展,在某一个阶段支撑了,同时,很快我们从远距离看,它已经对它的艺术构成了一种限制,西方在18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它为了突破前面的科学艺术,现当代的艺术就完全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无序的状态是一个必然。因为你以前把艺术搞成一个标准,搞成一个独木桥,现在就是过桥的过桥,渡水的渡水,坐火箭的坐火箭,什么方式都可以。艺术是什么?对过去的概念大加否定,中国人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是因为它从来在它的各自阶段不认为艺术是一个独木桥,不认为你的艺术一定能代替我的艺术,你的眉毛不能长在我的脸上。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是非常清晰的。而且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它的写意精神是根深蒂固的,是从古到今的,文脉不断,什么时候断了呢?就是照搬苏联的美术教育。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艺术家的行为过程、创作程序和西方是非常不同的。
 

 
记者:完全是两个体系。
 
杨晓阳:现在美术学院是照搬西方的。比如写生,什么叫写生?中国人也叫写生。中国人写生是写生命、写活的东西,写生生不息的东西。中国人画花,从来没有说把它摘下来放在瓶子里才能画,他必须先在外面看一看,熟烂于心,靠记忆,靠感觉,靠我们对它的理解,靠我们对它所热爱的感觉来画的。我们画一只鸟,没有说把它打死放在案上画,西方人从来就是这样,把花摘掉,把鸟打死,放在案子上再画它。中国人写生是写活的东西叫写生,西方人是写真实的东西叫写生,哪一个科学呢?同样是两个字,但是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美术学院的训练方式,对着一个模特,模特不能动,光线不能动,画板不能动,坐者不能动,画家不能动,光线稍微有变化今天画不成了,明天再画。把一个活人都能画倒,他坚持不动就从椅子上倒下去了,他站不住他就倒下去了,我们都经历过的。听到这种例子很多,可是中国人从古到今谁把人钉死在那画呢,没有的,他默视心记、熟烂于心,定如在眼前,放笔如在手里。最后画的时候,扑一张纸一挥而就,这就是中国的艺术。这个“大写意”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讲中国人讲意在笔先,我热爱它我才画它,我喜欢这朵花,我把它摘下来,我这个行为对它是一种破坏,我喜欢这只鸟,它是一种生命在自由空间里翱翔的状态,我把它打死再画,很没有人性。所以中西方文化区别很大。我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从横向区别,一直到它纵向的高低,我现在对它的判断,我认为中华民族的艺术是世界艺术之最,是最高层次的一个类型。这个类型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最高峰之一,比我们现在现行的美术学院的教育体制水平高得多,可是我们的美术学院现在还在模仿中。自从我进入西安美术学院,进入中国美术教育界一直到我离开,这种现象到目前为止还非常严重,这种严重可能还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美术教育家这种自觉还不够,还有一个过程,可能还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刚才讲了,是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艺术的重视,最终才有可能使我们自己清醒。 
 
记者:我们还要反思我们的艺术,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杨晓阳:是这样。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哲学和艺术上早熟的民族,在商周时代的艺术,我们从观念上来看,更接近艺术的本质,现在都无法超越。
 
记者:杨院长,2005年的时候我就称呼您是杨院长,今天您走进人民网的直播间,我还是称呼您为杨院长,但是2005年的时候,您是作为西安美术学院院长过来的,今天您是作为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接受我们采访的。可能也就刚刚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您提出了一个理论,是“中国一流、世界知名”,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杨晓阳:这个口号不是我创造的。这十年来,大量的被很多行业所使用。在西安美术学院接受教育部评估的时候,我们对它的层次定位就定成“中国一流、世界知名”。“中国一流”,我认为一流不是一个,是一批。“世界知名”是必须的。西安美术学院在改革开放30年一直到现在,它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中国一流、世界知名”。它的“中国一流”是教育部评估的结果,是它各种标志性指标已经支撑了它成为中国一流。它的校园总占地面积、学校学生总数、教师总数,地域特色、它的收藏,它的教学体系中中国因素的大量加入,以及支撑它的很多奖项,它的名师名课的体系,已经成为中国一流,是实力非常雄厚的,可以说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美术学院。我离开的时候,它的各种指数显示了这一点。它在近15年,在我做副院长以后,由于我个人对世界范围的艺术考察非常频繁,西安美院的对外交往,我们从网上看,它的国际交往是很频繁的,它和世界范围内的艺术机构和知名的美术学院、一流的美术学院的交往在全国是处在前列的。所以西安美术学院达到了“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当然还有待于大家承认。很多人不了解,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西安是一个落后的地方,是一个西部的城市。我说这个概念有很大的偏差。西安美术学院怎么能是西部城市呢?它是中国的中心城市,它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国的大地燃点,它是中国的报时中心,我们的北京时间其实是西安时间。西安的高等教育、高科技处在全国的前三名。还有很多,比如陕西的能源支撑着北京、上海、天津的天然气,陕西的煤、陕西的油、陕西的水,我们的密云水库很快就要注入陕西的水。它是能源大省,它又是人口小省,它是历史、文化、文物的大省,它还是军工大省,没有陕西,就没有中国的国防。它总体的结构在中国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城市。这是我们画西部的这一条线,在中间有西安这个城市。而且近20年的西部电影,使大家以为西安是陕北那样子,是宁夏那样子,其实它不是。它不是一个边远文化,它也不是一个西部文化,它是皇家文化的正宗。我对陕西是这样评价的。我说北京是中国的头脑,上海是中国的脸面,西安是中国的心脏。它从文化上,甚至它从政治上,实际上,它在经济上也是中国的心脏。陕西西安市是全国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最大的一个城市,它的人口特别少,就业机会很少,因为少,所以高校比例特别大,它的高等教育处在全国第三位,它的人口比北京、上海少得多得多,它是四川、河南、北京和上海三分之一的人口,可是它的高校处在前几位。我刚才讲了方方面面,它都处在前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考虑到实际指标的人是不多的。西安美院的“国内一流、世界知名”,我觉得有待于西安美院继续地发扬光大,让世人更加了解。当然,它自己的努力是一方面,随着中国地位的提高,克林顿为什么第一站到西安,俄罗斯总统为什么第一站到西安?后来还有更多的总统、世界的学者,第一站都会到西安,或者他最终必须到西安。陕西的旅游有一句话说,“不到西安不了解中国”。西安美院的“国内一流、世界知名”,我觉得已经达到,只是需要认定。我在国家画院提出这个说法,是我刚刚来到国家画院两个月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在我有所改变,我认为中国国家画院应该就是世界一流,中国一流就是世界一流。所以现在你们采访的时候问这个问题,我首次把它更正了,我的看法是“中国一流就是世界一流”。在文化上尤其是这样子。我以为,中国国家画院应该经过两到五年,最少两年,最多五年,它就会成为世界一流,我有这个自信,我有一整套的办法,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地征求意见,得到领导的支持,我以为照这个方案进行下去,少则两年就会有明显的提升,多则五年一定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一流的一个画院。
 

 
记者:杨院长对我们的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自信。
 
杨晓阳: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出生在、学习在十三代王朝的古都,这20年,对世界范围的美术方面的了解也是比较突出的。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在五十知天命的关口我来到国家画院,我觉得我是有说这个话的基础的。  
 
记者:杨院长在美术教育这一块的成绩可谓是非常突出的,但是现在您的身份转变了,现在应该是管理者。 
 
杨晓阳:一方面是管理,我觉得这几种角色有互相的支撑作用。首先,我是一个画家。再进一步,我是一个教师,现在,一方面把握这个画院在创作、研究方面应该更加倾斜,应该更把精力放在创作和研究方面。另外,要兼顾教学。国家画院的教学是高层次的教学,它是把从美术学院毕业的、经过很长时间实践,有一定成绩、有一定知名度的画家,再到国家画院来,大师授课,大师亲自指点。国家画院的画家结构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在院的画家,应该是60岁之内的画家,国家最近对我们支持力度比较大,应该讲,国家画院的在编画家,当然有一部分是行政后勤,加起来达到150人,外聘的画家,60岁之后,在体制以外,我们把全国范围内最好的画家全部聘成国家画院的画家,还有150人,又打破国有美标的界限把实用美术、公共艺术、设计都加进来,所有的行为艺术在国家画院都有这样管理和创作的部门。国家画院和过去的中国画研究院有所区别,不受国画一个画种的限制,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所有的美术现象在国家画院都有所关注,都有这样的创作人才聚集。利用项目凝聚全国的最好的画家。从大师一直到非常有感觉的、非常有前景的小年轻,我们分四个档次:院士、院委、研究员和外聘画家。这四个档次,外聘的150人,在院的150人,达到清代皇家画院300人的规模。这样的团队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在世界范围内,我觉得也应该是独树一帜的,没有哪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大的美术团队,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现在对一个国家画院的重视,全民对它的一种关注达到现在这样的程度。所以,我有信心在两到五年时间使国家画院成为世界一流。
 
记者:我们期待。杨院长,您从西安美术学院院长到国家画院院长,一直都以拓荒者的身份革除一些旧的、不好的东西,并取得很大的成就,应该说您一直践行着。刚才您也说了,现在把“中国一流、世界知名”改成“世界一流”,也就是“中国一流就是世界一流”,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您如此革新,请您跟我们网友分享一下。  
 
杨晓阳: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事物的发展有内因和外因,我开始就讲了,我也没有科学的分析。但是我从当学生的时候和老师辩论,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和答辩委员辩论,在做美术教育,西安美术学院三大理念探索的初期,和全中国的美术教育界不同,受到很大的批评,包括2000年以后,我自己的创作也受到很大的批评。这些情况逐渐地都在改变,每一件事情开始都是受到批评,我觉得这是天性里面有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个性。但是为什么能够不断地有所改变得到各个方面逐渐的理解和认可,甚至在某一些方面得到很大的支持和赞扬?我觉得是得益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它就是一个对过去的东西要怀疑,对过去不好的东西要革除,对好的东西要深入地分辨、继承,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实现个人一点点的探索。而且在大家都破除以前的时候,我很注意保留它好的,从来不一刀切,你说它不好的时候,我也对你的说法有保留意见,你说它不好,它能100%的不好吗?你说全盘西化,我认为它是荒谬的,它不符合两分法。中国人对正确和错误从来就是很科学的认识,比如说,中国的八卦太极图阴阳鱼,它就是对立统一,它就是白天黑夜,它就是阴阳对立,就是正确与错误,任何时候,福祸相随,阴阳必须得平衡,错的里面就有正确的东西,有一些事情,你看现在是错的,你看不可理解,它可能是超前的,但是,超前的东西,如果你不实际,你有可能无法实施。在这个中间,我是进行过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探索,可是说,这十几年西安美术学院的经历,是在不断地一个舵的把握中很慎重地进行。思考要超前,行为要实在。如果你超前的思想,你就是一个理论家,如果你没有思想,你可能是一个实干家,这两种必须结合。哪怕是作为一个再小的领导,你必须具备阴阳鱼,必须具备一个科学思辨的精神,要明确地认识到事物就是这样子的。
 
 
记者:这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杨晓阳:马克思主义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的。 
 
记者:是揭示事物本质的规律。
 
杨晓阳:所有的哲学几乎是这样子。中国哲学是最伟大的哲学。中国没有“哲学”这个概念,可以说,中国人的思维是最思辨的、最科学的。
 
记者:杨院长,刚才您也提了,您对中国国家画院的管理心中已经有了一套很成熟的管理办法。最后,想请您再透露一下,具体有哪些措施和步骤呢?
 
杨晓阳:部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国家画院做大做强,是要有阵地意识、发展意识。随着国家经济取得很大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地提升,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美术必须符合这样的一个国情,必须和中国的世界地位相符合。我们自己要把它做大做强,当然首先我们要在用人制度上打破过去计划经济的模式。院内外要结合,固定的画家和外聘的画家相结合。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个数字,总量是300人的国家画院,达到清代皇家画院的规模,但是这里面,一半是在院画家,一半是外聘画家,这个外聘画家是打破院内外的界限,打破离退休和在职的界限,打破画种的界限,打破国内外的界限,我叫“四个打破”,年龄不受限制、国内外都不受限制、画种都不受限制,最优秀的300个画家成为中国国家画院这样一个团队。这是用人制度。另外,最近适当地要扩建一批画室。这一批画室,除了我们自己创作利用以外,它还是流动的,它是供给全国最优秀的被我们聘来的画家使用,它有可能像一个两院院士制,他人在上海、人在南京,人在西安,人在天津,但是他是国家画院的画家,他就可以利用国家画院将来建成的这一批设施齐全、更符合创作需要的工作室。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就是我们正在起草和探讨两个方案。一个是中国美术发展工程、一个是中国美术海外推广工程。最后一件事情,也就是第五件事情,每年国家画院规定给国家留下一批精品。就是这五件事。其中第三件事情——中国美术发展工程,它涉及到全面地对中国美术的历史进行梳理,尤其是在理论上对它梳理,在精神层面对它梳理。我们的美术史是比较齐全的,但是,它的这一批史料贯穿的是什么精神、贯穿的是什么理论?中国的理论区别于世界,它的文脉不断,它到底是什么?这是中国美术发展工程里面首要的一件事情。根据历史、根据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不断的文脉,探讨它的精神,支撑当下的创作。在纷乱的创作面貌、现状下,中国人应该坚持什么,美院应该坚持什么,每一个地区坚持什么,国家画院坚持什么,要促进我们当下的创作。第四件事情——海外推广工程。把从古到今的中国美术作品推向海外、推向世界,21世纪中国影响世界,美术方面应该有自己的作为。通过这些、通过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创作,给国家留下,给这个时代、给这个民族留下精神的财富,同时,留下精神、留下物质的财富。
 
 

【 审编:慷慨  责编:方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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